拍品专文
《红衣女子》描绘女性雍容闲雅的侧脸肖像,头戴流行于1920年代的短沿圆帽(cloche hat), 搭配以玫瑰色衣着及黑色手套。当时的女性帽沿常低至略遮眉毛,仅露出明眸及朱唇的女子尽显时代风华,可比拟曹植对洛神的形容:「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成为常玉在裸女主题之外另一令人醉心的女性形象。
《红衣女子》在艺术表现及美学价值建立于三方面上。其一,以线条及质地的处理塑造温婉的女性形象。玫瑰色的轮廓带出拉长的身形曲线,棕色的轮廓则凸显了造型优雅的发髻。常玉以轮廓线条圈出形体,甚至可见于黑色圆帽及手套上。简练圆柔的线条充满抒情之诗意,而其对女子衣着的处理同样显得别出心裁。轻刷的玫瑰色笔触方向各异,在透出背景的白之上,产生了交错与堆栈的质感,营造了布料的肌理纹路。在侯谢的纪录中,我们可以得知此女子身着「粉红色毛衣」 (chandail rose);若仔细观察,更可发现常玉在女子衣着加上了犹如花瓣纷飞的块状装饰,为画面增添了一股浪漫氛围。
其二,《红衣女子》展现常玉将事物重点以留白表现的绝妙运用。当西方肖像逐步脱离形体的再现,常玉将画中女子的面部留白,仅施以淡淡的轮廓与红晕。如此的画面并未因留白而产生断裂,女子的圆帽、衣着、与手套等块状面积相互呼应,使得整体结构显见含蓄而优雅的平衡。其三则为「化简」的再进一步。西方艺术在一战(1914-1918)前兴起崇尚非洲雕刻的风潮,更进一步走出忠实于自然的理想化之美。陈炎峰曾指出:「1925年左右,当杰可梅第(Alberto Giacometti)醉心黑人原始艺术造型的时候,常玉的水墨裸女也出现了类似的梳齿状脚趾」。常玉早期作品常见的梳齿状脚趾在此更加简化,成为仅以三条白线指示女子交错安放的手指,更验证了常玉在「化简」上所表现的充分自信。
1956年,常玉的首位收藏家亨利.皮耶.侯谢(Henri-Pierre Roché, 1879-1959)将1930年代初期收藏的常玉作品编列成册时,总共109件、依照尺寸由小到大编列的油画作品中,就包含了本次夜拍的《斑马》(侯谢清册编号27)、《红衣女子》(侯谢清册编号76)、以及《大茅屋学院的模特儿》(侯谢清册编号88)。画背内框均留有对应侯谢清册的标签及编号,说明了作品的收藏历史和重要地位。画作原框皆保存至今,凸显了此三件作品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意义。在侯谢清册的「画框」(Encadrement)字段,可发现《大茅屋学院的模特儿》注明有「布鲁斯作」(Cadre Bruce),代表其画框在当时由侯谢委托美国立体派画家帕特里克.亨利.布鲁斯(Patrick Henry Bruce, 1881-1936)制作,以增加艺术家在大萧条时代的微薄收入。常玉的毕生作品为其「观物」的成果,不同的物具备互异的美学价值,本次夜拍汇集了市场少见的珍罕题材,包含从未出现类同主题、影响常玉至深的大茅屋学院场景、半身肖像的《红衣女子》、以及艺术家内在写照的《斑马》,在较为常见的花卉静物及裸女题材外,更显弥足珍贵。
常玉:中国现代艺术先锋
20世纪的中国发端于百废待举与列强觊觎,常玉与林风眠生长于此一剧烈变动的时代,同样于五四运动(1919)时期,响应「勤工俭学」远赴法国留学,为中国艺术现代化寻求中西合璧的可能性。然而其艺术造化却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两极:林风眠以「艺术救国」代表着中国院体画概念的延续与革新;常玉则代表着中国文人画「前卫精神」的再生与突破。王季迁先生(C. C. Wang, 1907-2003)曾如此打过比方,在西方画史上,中古的宗教画可视为中国的院体画,而现代从印象派开始,则相当于中国的文人画。如此功能性的区别,反映在与常玉同时期留法的徐悲鸿身上,即是以学院派的写实绘画改革中国艺术。而常玉的绘画,不具备徐悲鸿绘画带有的公众意象,便如同清代的八大山人(Bada Shanren, 1626-1705),以个人主义的文人画为中国绘画带来了历史性的影响。八大山人不以笔墨的创新,而以「省」为概念,亦即大量的留白,赋予中国绘画全新的构图。文人画精神表现于常玉的绘画上,不在于匠气地以西方媒材转译中国绘画;而常玉的突破,更在于将中国绘画前进至八大的创新观念,在「化简与再化简」中,融入西方现代主义思维,脱离中西院派风格,标志了中国绘画从古典到现代、从水墨到油画的划时代接合点,创造其独特的画风,以求文人理想的最高境界:「拙」之美。
再现中国文人传统
中国人对「拙」的观念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改变,唐代轻「拙」而着重代表技术和能力的「巧」,明代的「拙」则与古拙和天真有关,而「巧」却反而带有匠气与商业化的意涵。「拙」代表着含蓄而质朴的美,求的是用笔和气氛的「雅」和不造作。常玉的画作除表现文人画中的「拙」,更求在安静之中,寻找一种「气韵生动」。一如元代画家倪瓒(Ni Zan, 1301-1374)的山水显现极少的动态,却能舒畅地表现自然的趣味,使其山水具有人性的姿态。常玉曾向友人赛尔.齐尔宾(Serge Tcherepnin)展示他的画作,说明他的艺术是不停地追寻完美的线条,绝不流于造作,在赛尔的眼中,流转的曲线因而彷佛有了生命般的呼吸。常玉顺乎自然而接近老庄哲学的思维态度,使得观者得以从他的画中感知其幽默自得的世界观与不拘的文人性格。常玉现存最早的作品为1921年所作,而后赠予徐悲鸿的《彩墨牡丹》,画中可见其生涯早期即以水彩表现枝叶伸展而错落有致的文人趣味。「当常玉画得越多而对事物的体验越深,他便发现那蕴含在其民族血统中的特殊性...所以他的近作仅有少许的欧洲影响,而接近完全的中国化。他知道如何以最精简的方式,勾划出事物中的精髓及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