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词汇

毛旭辉︰「我所理解的艺术家是一个『图式』的创造者。我相信形的力量，因为有形，才使我们感受到无形的东西。」 一般对「形」的理解，是跟据客观外貌而论，但毛旭辉的观点是内省的，早在「85艺术新潮」时期，他便以透视精神为目的而提出了「新具像」的观念。他的意思不是写实再现，而是寻找一种具象征性，并且一针见血的叙事形式。从艺术风格分析，他在80年代的《圭山组画》是乡土主义的变奏和延续，《私人空间》系列则注重笔触的表现力、人体扭曲和空间变化，直到1990年起，毛旭辉的「形」便出现明显的象征意义，而且转为专注对「物」的描绘。椅子、剪刀、钥匙、锦旗、鞋子等，完全在形态上取代了人物，每件对象都超越了本身的客观特征而具有人的性格，从而带出一种独特的社会性。 1989年起毛旭辉开始绘画一批人物坐在靠背椅上的绘画，其中包括不少把人体变为剪影式的抽象作品。人和椅子，在毛旭辉的观念中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这个形式在《家长》系列中得以完美定形，具体地描绘出家长在中式传统中的权位；毛旭辉认为「家长」作为符号，象征了权利、孤独、专制、尊严、意志，带有非常沉重和苦难的意味，而同时「家长」的观念却并非指向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针对整个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概念。因此，毛旭辉所关注的，并非是个人的家族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整体问题。跟毛旭辉在85新潮时期共同组织过「西南艺术群体」的张晓刚，在1993开始了《大家庭》系列时，同样是以贯彻的图式去探讨一个大时代的整体精神面貌，以致具有普遍性的历史氛围。 从「家长」的图式发展，毛旭辉在1993年完成了一组八幅名为《权力的词汇》的绘画，展出于当年由四川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经验展」(图1)，还有1996年波恩艺术博物馆的大型展览「中国！」。其中以书架为题材的一张在展览后一直为私人收藏多年，首次在拍卖出现，而书架亦是毛旭辉创作中比较稀有的主题。画中书架的物理性对称，加上半圆形的拱顶，在构图上完全配合西方古典宗教绘画的神圣和庄严，然而毛旭辉在表达上却倾向绝对的图案化和平面化。放满了三行书的书架，成为一个没有三维透视感的图腾。黑、白、灰的深沉调子笼罩着整个画面，只有一部份书本的红色带来尖锐的视觉冲击力。它们穿插在其他灰白色的书本之间，彷佛代表着两种壁垒分明的立场，也体现了一种无法抵抗的侵入性。 人类自古对于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除了亲身口述外，书本就是最重要和直接的工具。有关政权的记录，在书写和发言权的合法性上，往往只是掌握在阶级金字塔顶的一小部分人手上，亦是权力的最大拥有人，书本在这个情况下成为了由上而下的一件冰冷统治工具。相反，其他属于哲学性、社会性等的民间书写，则代表了思想的自由交流，甚至是对于前述权力时，一股从下而上的抗争力量，好像毛旭辉一代艺术家在80年代就凭借书本大量吸收西方现代思潮而走上艺术的革新之路。因此，书本一方面是军事和经济力量之外最大的权力体现，另一方面却是个人追求精神世界自由的媒介，它是一把自我矛盾的双面刃，它既为权力发言，亦制衡着权力。 毛旭辉曾说︰「事实上权力是如此广泛地存在着，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然而它肯定是人们常常未经思索就拿去使用的东西，就是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在使用它或受控。」 无论在东西方，宗教作为一种对人类思想的指导，都是一种强大和无形的权力模式。当我们回头看像马萨乔的《圣三位一体》(图2)等文艺复兴宗教绘画强调平衡和崇高的形式时，便可以理解耶稣作为构图的焦点时，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具体化的权力核心，而圆拱建筑就是强化他身上释放的权力意识。在毛旭辉的《权力的词汇》中，书架借用了圆拱建筑带来的震慑力，它是一个盛载权力的宏大结构和象征，架上的书本，特别是那些令人想起毛泽东年代的红色书本，取代了圣经人物的角色，暗示了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一代人无法忘怀的「圣经」，默然地排列在历史的层架之上，俯视着平凡的众生，散发着权力那种无处不在的无形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