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背景的肖像

「到94年，我又停了大概三个月没画画，慢慢找感觉。后来回到重庆，三月份的时候画了一张肖像，那张肖像画了一个月。就画一个戴军帽、穿军装的人的形象，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忽然找到感觉了（《灰色背景的肖像》，1994）。我经常是这样，有一个阶段要变的时候，会拿一张画把它画死掉，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去对付它，画得自己都很烦，拼命想把有的那点感觉表达出来。别的什么都不画。这张画对我特别重要，我彻底把表现主义全部去掉，画完了以后找到感觉，一发不可收拾，一系列东西就出来了。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到后来慢慢清理出来的，这张画开始找到一个方法上的东西，一个是平涂，一个是不要像写实主义那样去画画。画像老照片的感觉，比方阴影的处理。要画出修过版的照片的绘画效果，包括像炭精像，它不要结构，只要阴影，把形体衬托出来就行了。」 ──张晓刚（文字由艺术家工作提供） 很多人看到一幅肖像画时马上会问：「他是谁？」 达文西的《蒙娜莉萨》可说是美术史中最家传户晓的一幅肖像画，经历几个世纪后，人们对模特儿的身份依然争议不绝。身份这个观念，在西方艺术发展中一直举足轻重，无论君主、贵族、神职人员等，无不希望把自己尊贵非凡的身份通过肖像画得以彰显和传世。在发出「他是谁？」的提问同时，「我是谁？」也是艺术家十分关心的议题，在自我审视的精神推动下，通过自画像的形式衍生无数名作。 中国艺术家张晓刚在90年代初的肖像作品，就是一直在发出有关身份的永恒提问。经典的《血缘》系列从不同的现实个人面貌出发（图1-4），直到1994年，张晓刚花上一个月时间，精心地完成了观念截然不同的《灰色背景的肖像》（Lot 37），成功把中国人的形象，首次凝聚为一张摆脱写生对象的虚拟面孔。这张革命性单人肖像画的出现，开拓了张晓刚继后创作的大道，它是参展1994「圣保罗双年展」和1995「威尼斯双年展」等一系列《血缘：大家庭》标准像绘画（图5）的前身，在同期作品中绝对独一无二，因此就其实验性、历史意义和罕有程度，可称经典中之经典。 张晓刚对身份问题的觉醒涵盖了个人、社会到国家的多个层面，并特别对「我」这个身份的认同存有期望。他在整个80年代的创作基本上是关心个人内心情绪的宣泄，而没有直接触及有关身份的议题。直到1992年他放下了「魔鬼时期」的梦魇和痛苦、「彼岸时期」的宗教神秘感、「手记」的孤独、忧郁和苦难，真正地关心现世属于「人」的问题。他的灵感之窗借着家族的旧照片而得到开启，创作了好几幅画风写实却略带夸张变形的肖像作品，「家庭成员」这个具体身份亦开始主导其后多年的内容。家庭成员是身份的一种，人与人的互动产生了各样的关系，出现社会学所谓的「社会角色」，诚如莎士比亚（1564-1616）在剧本《皆大欢喜》中所言：「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演员，他们各有自己的入口与出口，一个人在一生中扮演许多角色。」因此《灰色背景的肖像》中的主角，可以同时是一名父亲、丈夫、儿子和工人。张晓刚作为一位艺术家，他同时是观察者和裁判者，他审视一个模特儿的多种身份，并为他选择在艺术世界的出入口。 服装，或者制服，往往是最能直接表达人物身份的一件道具。中国在80年代经济开放以前的革命时期，流行全民统一化的革命军服打扮，可说是一种臣服于专权管治的意识形态表现。《灰色背景的肖像》中的戴眼镜男人没有明显的面部特征，却因为一袭代表了革命热情的军服而突出其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这位主角跟当时社会上的无数男女一样，在严格的社会规范中不由自主地披上这套中国历史剧目的戏服，并努力去完成被赋予的角色义务，即信仰一个共产大家庭，顺从一种虚拟的社会关系。由此可见，他是一个经过社会模塑后，失去自我身份认同而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人角色；也就是共产制度下，被大量生产出来的「同志」。然而历史说明了百姓无法演绎好被赋予的「同志」角色，最后出现了社会学理论上的角色紧张、冲突和失败。当政治身份凌驾一切其他身份，狂热过后理想幻灭，自我身份被掏空后的茫然感，在《灰色背景的肖像》中，被浓缩为一张具有独特时代精神的面孔。 《灰色背景的肖像》展示了张晓刚的高超绘画技巧：无比细腻的笔触，加上变化微妙的层次感，结合成近乎完美的人物面相。无瑕的肌肤灵感源自中国民间修饰肖像照片，以理想化的效果超越现世的局限，寻求圆满和永恒，呼应了西方当代画家李希特早期作品中的摄影绘画观念以及转化为油画后的独特美感（图 6）。张晓刚拉开现实和作品距离的处理，隐喻了一份对将来的美好盼望。画中男子虽然经历政治风雨，但在艺术家眼中却充满人性的单纯和光辉。他的沉默也许是无奈，亦可能是一份等待黎明的坚忍，配合了强调立体感的侧光处理，为人物增添一份神圣的气质。这种超然俗世的感染力，在精神上连接了500多年前德国画家杜勒的名作《穿着皮毛领长袍的自画像》（图 7），个人与基督的理想形象结合，在形式上展示了艺术家和宗教圣人的身份重迭和暗示。张晓刚笔下的男子正是一个类似的理想人物，他的完美抵消了历史的伤痛和缺陷，他的眼神遥望未知的将来，期望放下社会赋予的政治角色，走往一个自我认同的人生出口。 世界一体化已是不能逆转的潮流，人与人的关系超越了地域的界限，很容易无法平衡每个角色的要求而陷入自我的迷失。《灰色背景的肖像》结合了民族独有的历史、社会标准和个人理想世界的元素，令具有相同或接近经历的观众得以产生身份的共鸣。它跟罗中立的名作《父亲》（图8）一样，作为一面社会的镜子，观众会在上面看到「我」而被打动。 「…我们常常不得不背负着“单位”、“身份”的包袱，等你到了国际机场，你会体会到你也不得不背负“国家”、“民族”的包袱…现在有谁坦荡的告诉的：“我就是我”这个中国人用了很长时间努力去达到的观念？」（节录1991年5月12日张晓刚致毛旭辉书信） 每个人心中最大渴望，也许就如张晓刚所言，能够忘记种种社会身份的重担，自由自在地活出真正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