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意识到眼前的珍宝时，不禁惊喜万分"

1943年，百达翡丽掌舵人查尔斯‧斯登委托自家公司为他特别制造一枚腕表。

当时百达翡丽刚刚推出型号1518腕表，配以出类拔萃的万年历功能，而查尔斯订造的也是这个型号，但他希望表盘与推出市场的设计不同，于是他求助于日内瓦的家族企业Fabrique de Cadrans Sterns Frères。

与别不同的表盘设计，正好成为查尔斯的个人写照。腕表采用金色的“XII”小时刻度，而非常见的阿拉伯数字“12”，因为查尔斯向来钟情罗马数字。其他小时刻度也并非数字，而以蛋形红宝石代替，在表面上形成犹如星座的效果，风格华丽而不张扬。

分钟刻度没有“路轨”线条，令表盘显得更开阔，减少严谨和冷漠的感觉。优美字体在表盘上亦明确可见，比普通型号1518的表盘更精细，令人不禁猜想查尔斯亲自挑选技艺最精湛的袖珍画师为他制作表盘上的精美珐琅和描画数字。

另一项重要细节也令表盘与别不同。在表盘右边的30分钟计时表盘里，三分钟刻度位置特别加上一个含蓄的数字。这是为了方便查尔斯打长途电话时，留意何时开始话费会较高，而对这枚奢华的红宝石腕表来说，这个细节成为一项异常俭朴的重要功能。

佳士得亚太区名表部主管Alexandre Bigler表示：“我认为这是出于理性多于节俭的考虑。我们必须将自己代入那个年代，当时从欧洲致电美国的程序非常复杂，也是很奢侈的行为，并非如现在般很轻易便能免费致电海外。”

“我肯定查尔斯‧斯登的原意并非三分钟后便挂断重要客户的电话，计时器只是用来提醒自己，再谈下去电话费就会很高昂了。”

Alexandre Bigler将于11月28日香港精致名表拍卖呈献这枚特制的表盘。他表示：“鲜少有人知道这枚表盘的存在，这是一件重新浮现世间的杰作。”

“尽管百达翡丽有这枚表盘的纪录，但表盘从来没有公开。此前没有人知道它是否仍然由斯登家族保存，还是留在表厂某处，抑或已卖给另一位藏家，而事实亦正如此。”

该藏家于1990年代买下表盘作私人珍藏，并将其安装于自己的型号1518腕表上，但为何这枚极具历史价值的独特表盘会与原先的腕表分开呢？

背后有一段带点伤感而奇特的故事。查尔斯于1944年去世，来不及领取他投入不少心血订制的腕表，于是这枚百达翡丽腕表便连同公司业务由他的儿子亨利·斯登(Henri Stern)继承。

在战争结束前至和平重临初期的艰难岁月中，亨利经常戴着这枚父亲的腕表出差。Alexandre Bigler表示：“对瑞士制表业而言，那段日子十分艰苦。战争期间，百达翡丽因为无法取得黄金，转而生产精钢腕表，幸好行业获得瑞士政府援助，百达翡丽亦成功渡过难关。”

1946年，亨利作出一个无情又非比寻常的决定去更换此表盘，没有人知道背后的原因。也许在当时生活艰苦的欧洲，镶嵌红宝石的腕表显得格格不入，又或者他认为作为公司的掌舵人，应该基于商业考虑佩戴公司出品的腕表，毕竟所有客户都会看到他手上的腕表，可以藉此展示百达翡丽的独特设计。

不管怎样，亨利最后也将腕表送回表厂，拆下表盘，而这枚更换了表盘的计时码表并没有送回给亨利，而是售予新的买家。

然而即使没有查尔斯的特制表盘，这枚腕表在制表历史上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更曾于2010年在佳士得拍卖。Alexandre Bigler表示：“当时它打破有史以来的拍卖纪录。百达翡丽以超过600万瑞士法郎购回腕表，并将之安放于公司的博物馆至今，供百达翡丽的藏家欣赏。”

在2010年的拍卖会上，没有人问起原先表盘的下落，但Alexandre Bigler指：“我们即将拍卖的红宝石表盘理应安装在这枚腕表上。当我去年在另一枚腕表上发现这个表盘时，我们进行了深入研究，证实它的确属于查尔斯·斯登的破纪录名表。”

“当我意识到眼前的珍宝时，不禁惊喜万分，内心十分激动，就像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再次相聚。”

这当然绝非普通的双胞胎。此表盘由查尔斯·斯登构思，充分彰显这位制表泰斗兼钟表巨匠的创意视野。

Alexandre Bigler认同：“的确，它的出处最非同凡响。这枚表盘不但来源显赫，与制表史上的重要人物关系密切，而且配置迷人、外观特别，最重要的是它的独特性。百达翡丽制作的独一无二表盘？今时今日可以说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