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家

中國70至90年代翻天覆地的政治、社會、經濟變化，同時帶來了人的心理狀態的調整。面對理想與真實的距離，隨之而來的是一種沒法改變現實的無力感，人們彷彿只可以一種一笑置之，無所謂的方式面對。中國當代藝術家岳敏君成功洞察這一時代人們的精神世界的反差，以至社會上扭曲的狀況。他以諷刺的手法回應，把這種荒誕的精神狀態、行為，看成「可笑」的地方，通過自己的形象，古怪的動作和嬉皮笑臉的表情，開拓出個人的藝術語言，成為此一時代的符號。 「笑」可謂貫穿了岳氏的藝術概念。伴隨這笑臉，就是僵硬的面部肌肉和緊閉的眼睛，岳敏君認為這副笑臉和人生一樣，「都是痛苦和喜悅交織」，「每一天都是痛苦的，每一天也都是開心的，人生可能不是能夠完全忘記自我的快樂，笑臉也是這樣，又快樂又很緊張，而且他很恐懼，他閉著眼睛是不願看這個世界。」《大笨鳥》(Lot 1597)和《音樂家》(Lot 1435)中，岳氏刻意誇張這個「笑」，可是越是要笑，就越不好笑；甚至令人感到造作、荒謬。岳敏君的自畫像中荒誕的笑容，彷彿是人為了在複雜的社會活著而偽裝求存的生存方式，甘願把自己變成「傻瓜」、「愚者」。中國老子思想中的「大巧若拙」，及後演變成「大智若愚」的待人處世之道。有時候，人們為了生存，必須學懂掩飾自己的實力和感受。岳敏君的笑臉正是一個很好的掩飾方法。這個「愚者」的角色也喚起了文學上的舖排。在莎士比亞的戲劇中，刻意加入愚者的角色，愚者往往表現滑稽無知，但內裡卻是最明智，最清醒的人物。愚笨正正是對社會所公認的標準、智慧的挑戰，也許這些所謂的標準，這不過是令人一笑置之的笑話。 除了藝術家的經典笑臉，動物也成了兩幅作品的主角。回顧岳敏君的創作，早於1994年的《希阿島的屠殺》已出現大白鳥，2002年《共存》及2003年《大天鵝》等也找到動物的足跡。岳敏君刻意把人類放回最原始的動物層面。動物幾乎統一的外表，竟然與岳氏重覆的自畫像巧妙地呼應。群鳥中，只有身處其中的一份子，才能辨出「你」、「我」、「牠」的分別，就如候鳥可以辨認領航的首領，排列成特別的隊形，飛越山河，往返南北，這就是動物天生的生存本領。《大笨鳥》中，藝術家刻意描繪人和鳥的側面，利用他們相似的輪廓線條把兩者聯繫。人的手緊握頸項，用「手」模仿黑鳥一雙長在頸旁的「翅膀」。模仿動物的行為也延伸成日後2003年的「遊雲閒鶴」系列。「模仿」、「重覆」象徵了岳氏把人的肖像「物體化」。在人類世界中，每個人都擁有天賦的特徵，可是在岳氏的繪畫世界中，卻拿掉這些獨一無二的特徵，抽掉個人的感情和身份，成為切合社會功能的其中一員。 《音樂家》則把人和蟬聯絡在一起，藝術家尷尬地半掩經典的露齒大笑，好像企圖把自己的笑聲掩藏，不要騷擾蟬鳴聲。蟬鳴是雄蟲吸引異性交配的獨特方式，是雄蟬天生的本領。岳敏君通過人和蟬的聯繫，幽默地點出動物和人類相同之處，繁衍下一代就是動物或是人類生存最原始的目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自古便是自然界的生存之道，生存的延伸也就是繁衍下一代，逃避絕種。岳敏君彷彿暗示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為了在群體社會中生存，扭曲原來的性格、想法，也是天賦的本領之一。 《大笨鳥》和《音樂家》都以鮮藍色為背景，人物處於強烈的陽光直射下，岳敏君曾自述這可能和過去在大海煉油廠工作有關。這種強烈的光線感，使得他的作品總是充滿了一種簡單而明亮的調子。這風格令人聯想起中國50、60年代政治宣傳海報，簡單直接的畫法，幾乎平面的上色技巧，形成簡約的視覺力量，同時與岳氏所諷刺的膚淺、幽默、百無聊懶的社會內涵互相呼應。岳敏君以一種調侃，又貼近人生活的表現方式，一針見血地把偽裝求存的生存之道、扭曲的人性表現，獲得了藝評家和大眾的認同，奠定了「玩世現實主義」在中國當代藝術歷史上劃時代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