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戲蓮塘

丁衍庸與林風眠、關良同為廣東省人，素有「廣東三傑」之稱。 彼此因志趣契投而結成摯友，三人不僅曾於上海共同居住、生活過一段時間，抗戰時期亦同樣跟隨國民政府移居重慶，並共同舉辦過聯展。據林風眠的學生席德進曾敘述，林風眠於1945 年回國立藝專任教時，每週都「同關良、丁衍庸、李可染、趙無極等在課餘常在一起閒聊、賞畫，相互觀摩品評。」丁衍庸與林風眠、關良等人面對當時的藝術主流，逆流而上，渴望發展出中西兼容的中國現代藝術。 丁衍庸的藝術大概可分兩個階段，以1949年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為分水嶺，前期多著重西畫的發展，後期則把創作重心移至水墨作品。從西畫轉向中國畫，這種「轉向」看似是中國畫的「回歸」，但事實上卻是一種「超越」。丁氏的藝術背景乃傳統西方學院派，在留學日本六年，已深刻了解、掌握西方油畫不同流派的特徵。回國後不久，畫風便出現改變，捨棄寫實而專攻線條之功夫。自1929年丁氏開始收集八大山人、石濤及金農等人的繪畫；與此同時，又開始自學國畫。 丁氏於1949年十月移居香港，改名「丁鴻」，表示南來之意。自1956年開始在香港從事藝術教育工作，1959年更開辦了新亞書院藝術系(今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前身)，作育英才三十年，為香港藝術教育奠下重要的基石。本次拍賣之「歷史性私人收藏：丁衍庸水墨作品」為1962年新亞書院四年制藝術系首屆畢業生之部份藏品。藏家於1959-1962年間跟從丁衍庸學習，及後藏家移居至美國仍然保持亦帥亦友的關係。 從1920年代至1970年代，不斷地循著「時代性」、「民族性」及「個性」的方向，有系統地演化。這個創作歷程包含了對西方野獸派色彩、空間理論的咀嚼、八大山人的大寫意繪畫風格的研究，以至後期對中國古代玉璽、原始文化的探索。丁氏認為藝術最可貴的力量就是簡單而直接的方式表達情感，因此力拒諸多理性的想法，竭力追溯原始及原生藝術中的簡潔性，以表現人類複雜的情感。丁氏對八大山人(朱耷)推祟備至，認為八大山人以精簡的筆法、構圖來傳遞繪畫的基本精神，甚至在三百年前已奠定了現代藝術精神的基礎，比西方現代主義提出簡單的手段更具前曕性。丁氏在其傳統水墨畫探索，企圖把八大山人簡練的精神，融會西方現代藝術的元素，如重視精神表現，結構簡略，變形和誇張和一定程度的審醜性。這種融和中西的大寫意水墨畫深刻表現在丁氏豐富的繪畫題材：包括人物、花鳥、草蟲、人物及山水等。 《無題(鳥)》(Lot 3627)、《白菜及蟀蟋》(Lot 3626)、《知了》；《花和蟲》；《九月桂花》；《竹》；及《青蛙》(Lot 3628)表現藝術家充分掌握中國水墨之神韻，通過觀察，提煉出物像的特徵，以簡練流暢的線條呈現，大面績的留白，為作品留下一個冥想的空間，充滲透生活趣味。青蛙可說是丁氏最凸出的自創題材之一，寥寥數筆繪成大眼和大咀。《蛙戲蓮塘》(Lot 3622)中，丁衍庸故意誇張青蛙的眼睛和頭的比例，把身體縮小，同時拉長腿部的線條，從而加強青蛙的動態。荷花修長流暢的花枝引導觀者的視線遊走整幅作品，丁衍庸成功把八大山人的孤高，演化成幽默的生活點滴。 丁衍庸喜歡看中國戲曲，他從戲曲文學找到中國傳統視覺藝術的精髓，啟發了他的創作靈感。丁氏念念不忘幼時看戲後，即馬上塗畫戲中人物的片段，他認為兒童天真的畫法最能表現藝術的原始美感。除此之外，釋道人物如佛陀、八仙、羅漢、鍾馗等也是他喜愛的題材。《鍾馗像》(Lot 3630) 中把驅魔真君鍾馗的身體壓縮，廣闊的肩膀與鍾馗手中的魔鬼成強烈對比，畫作充滿天真童稚的藝術趣味。《鍾馗嫁妹》(Lot 3626)敍述了鍾馗趕到陽間，從惡霸手中搶回妹妹，並把妹妹嫁給與他同時進京考試的同學杜平的故事。丁氏捨棄人物的細節，抽取最富表現力的部份，予以創造，加強了整個畫面的故事性。八大山人把物像的精神意簡言賅地表現在多變的線條上，而丁衍庸則成功承存17世紀發展出來的概念，繼而進一步加入色彩元素，色彩、線條在丁氏油畫中相互配合，成就了「穿梭古今、跨越東西」的20世紀中國現代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