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U
法國家族收藏
紅衣女子

常玉

細節
常玉
紅衣女子
油彩 畫布
約1930-1940年代作
簽名:玉 SANYU
亨利.皮爾.候謝之記錄標籤貼於畫布框背
來源
法國 巴黎 亨利.皮爾.候謝 法國 巴黎 尚.克勞德.希耶戴 現藏者直接購自上述藏家
出版
Yageo Foundation, Rita Wong and Lin & Ken Art Publications, Sanyu: Catalogue Raisonné - Oil Paintings, Taipei, Taiwan, 2001 (illustrated, plate 55, p. 157).
Rita I-Wong (ed.), The Li Ching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Sanyu Catalogue Raisonné: Oil Paintings Volume II, Taipei, Taiwan, 2011 (illustrated, plate 55, 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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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衣女子》描繪女性雍容閑雅的側臉肖像,頭戴流行於1920年代的短沿圓帽(cloche hat), 搭配以玫瑰色衣著及黑色手套。當時的女性帽沿常低至略遮眉毛,僅露出明眸及朱唇的女子盡顯時代風華,可比擬曹植對洛神的形容:「穠纖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成為常玉在裸女主題之外另一令人醉心的女性形象。 《紅衣女子》在藝術表現及美學價值建立於三方面上。其一,以線條及質地的處理塑造溫婉的女性形象。玫瑰色的輪廓帶出拉長的身形曲線,棕色的輪廓則凸顯了造型優雅的髮髻。常玉以輪廓線條圈出形體,甚至可見於黑色圓帽及手套上。簡練圓柔的線條充滿抒情之詩意,而其對女子衣著的處理同樣顯得別出心裁。輕刷的玫瑰色筆觸方向各異,在透出背景的白之上,產生了交錯與堆疊的質感,營造了布料的肌理紋路。在侯謝的紀錄中,我們可以得知此女子身著「粉紅色毛衣」 (chandail rose);若仔細觀察,更可發現常玉在女子衣著加上了猶如花瓣紛飛的塊狀裝飾,為畫面增添了一股浪漫氛圍。 其二,《紅衣女子》展現常玉將事物重點以留白表現的絕妙運用。當西方肖像逐步脫離形體的再現,常玉將畫中女子的面部留白,僅施以淡淡的輪廓與紅暈。如此的畫面並未因留白而產生斷裂,女子的圓帽、衣著、與手套等塊狀面積相互呼應,使得整體結構顯見含蓄而優雅的平衡。其三則為「化簡」的再進一步。西方藝術在一戰(1914-1918)前興起崇尚非洲雕刻的風潮,更進一步走出忠實於自然的理想化之美。陳炎峰曾指出:「1925年左右,當傑可梅第(Alberto Giacometti)醉心黑人原始藝術造型的時候,常玉的水墨裸女也出現了類似的梳齒狀腳趾」。常玉早期作品常見的梳齒狀腳趾在此更加簡化,成為僅以三條白線指示女子交錯安放的手指,更驗證了常玉在「化簡」上所表現的充分自信。 1956年,常玉的首位收藏家亨利.皮耶.侯謝(Henri-Pierre Roché, 1879-1959)將1930年代初期收藏的常玉作品編列成冊時,總共109件、依照尺寸由小到大編列的油畫作品中,就包含了本次夜拍的《斑馬》(侯謝清冊編號27)、《紅衣女子》(侯謝清冊編號76)、以及《大茅屋學院的模特兒》(侯謝清冊編號88)。畫背內框均留有對應侯謝清冊的標籤及編號,說明了作品的收藏歷史和重要地位。畫作原框皆保存至今,凸顯了此三件作品的時代背景與歷史意義。在侯謝清冊的「畫框」(Encadrement)欄位,可發現《大茅屋學院的模特兒》註明有「布魯斯作」(Cadre Bruce),代表其畫框在當時由侯謝委託美國立體派畫家派翠克.亨利.布魯斯(Patrick Henry Bruce, 1881-1936)製作,以增加藝術家在大蕭條時代的微薄收入。常玉的畢生作品為其「觀物」的成果,不同的物具備互異的美學價值,本次夜拍匯集了市場少見的珍罕題材,包含從未出現類同主題、影響常玉至深的大茅屋學院場景、半身肖像的《紅衣女子》、以及藝術家內在寫照的《斑馬》,在較為常見的花卉靜物及裸女題材外,更顯彌足珍貴。 常玉:中國現代藝術先鋒 20世紀的中國發端於百廢待舉與列強覬覦,常玉與林風眠生長於此一劇烈變動的時代,同樣於五四運動(1919)時期,響應「勤工儉學」遠赴法國留學,為中國藝術現代化尋求中西合璧的可能性。然而其藝術造化卻代表著截然不同的兩極:林風眠以「藝術救國」代表著中國院體畫概念的延續與革新;常玉則代表著中國文人畫「前衛精神」的再生與突破。王季遷先生(C. C. Wang, 1907-2003)曾如此打過比方,在西方畫史上,中古的宗教畫可視為中國的院體畫,而現代從印象派開始,則相當於中國的文人畫。如此功能性的區別,反映在與常玉同時期留法的徐悲鴻身上,即是以學院派的寫實繪畫改革中國藝術。而常玉的繪畫,不具備徐悲鴻繪畫帶有的公眾意象,便如同清代的八大山人(Bada Shanren, 1626-1705),以個人主義的文人畫為中國繪畫帶來了歷史性的影響。八大山人不以筆墨的創新,而以「省」為概念,亦即大量的留白,賦予中國繪畫全新的構圖。文人畫精神表現於常玉的繪畫上,不在於匠氣地以西方媒材轉譯中國繪畫;而常玉的突破,更在於將中國繪畫前進至八大的創新觀念,在「化簡與再化簡」中,融入西方現代主義思維,脫離中西院派風格,標誌了中國繪畫從古典到現代、從水墨到油畫的劃時代接合點,創造其獨特的畫風,以求文人理想的最高境界:「拙」之美。 再現中國文人傳統 中國人對「拙」的觀念隨著時代變遷而有所改變,唐代輕「拙」而著重代表技術和能力的「巧」,明代的「拙」則與古拙和天真有關,而「巧」卻反而帶有匠氣與商業化的意涵。「拙」代表著含蓄而質樸的美,求的是用筆和氣氛的「雅」和不造作。常玉的畫作除表現文人畫中的「拙」,更求在安靜之中,尋找一種「氣韻生動」。一如元代畫家倪瓚(Ni Zan, 1301-1374)的山水顯現極少的動態,卻能舒暢地表現自然的趣味,使其山水具有人性的姿態。常玉曾向友人賽爾.齊爾賓(Serge Tcherepnin)展示他的畫作,說明他的藝術是不停地追尋完美的線條,絕不流於造作,在賽爾的眼中,流轉的曲線因而彷彿有了生命般的呼吸。常玉順乎自然而接近老莊哲學的思維態度,使得觀者得以從他的畫中感知其幽默自得的世界觀與不拘的文人性格。常玉現存最早的作品為1921年所作,而後贈予徐悲鴻的《彩墨牡丹》,畫中可見其生涯早期即以水彩表現枝葉伸展而錯落有致的文人趣味。「當常玉畫得越多而對事物的體驗越深,他便發現那蘊含在其民族血統中的特殊性...所以他的近作僅有少許的歐洲影響,而接近完全的中國化。他知道如何以最精簡的方式,勾劃出事物中的精髓及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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