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中牡丹

著名藝術評論家、學者衣淑凡曾將常玉譽為「中國的馬蒂斯」。 常玉，出生於中國四川的富商家庭，在機緣巧合下選擇赴法求學深造，不久便移居海外。常玉抵法後並未選擇傳統的美術院校，轉而進入當時與學院派風格大相徑庭的大茅屋學院學習繪畫。在那裡，常玉擺脫了西方正統繪畫技法的束縛，大膽探索嘗試各種自然及人體主題。 常玉是中國首批赴巴黎求學的藝術家，在其同儕(如林風眠)紛紛歸國之際，他卻選擇留在巴黎繼續學習全新且顛覆的現代主義繪畫，親歷該新興藝術風格從醞釀到發展成形，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與他同期旅法的藝術家們均選擇了西方繪畫媒介──油畫，且在風格上受到了印象主義及其衍生流派的影響。在旅居法國的幾十年間，常玉的畫風幾經蛻變。他並不滿足於簡單的形式上的借鑒，更關注對現代風格精髓的捕捉。在藝術上的進步賦予他在繪畫主題上的獨特視角。他在不改變繪畫技法的基礎上，轉而發掘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的潛力。有些作品甚至受到了攝影技術以及攝影作品中的不同角度的影響和啟發。常玉的繪畫將中國傳統意象與巴黎先鋒藝術多種流派的前衛概念相融合。由於早年在中國接受的傳統藝術學習，他本人還擅長中國書法和傳統繪畫。由於收藏中國和日本藝術品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已蔚然成風，常玉在巴黎求學期間也很有可能再次接觸到了中國美學。這股對東方藝術的熱烈追捧對十九世紀的先鋒派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很多藝術家如梵古，都曾受到東方美學的啟發並將這些元素注入他們的作品。 這幅作品，《盆中牡丹》(Lot 10)，正是對常玉所追求的將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當代巧妙融合的完美詮釋。以中國毛筆簡單幾筆勾勒出的線條，透露出鮮明的風格，而作品的主題則是對傳統中國古典花鳥繪畫的懷念與致敬。但常玉筆下的花卉，深受西方靜物畫的影響，表現出獨特的強韌和肅靜之美。對背景自然隨意的描畫營造出類似攝影的效果，賦予作品一種凝固感。花卉是常玉最偏愛的主題之一。在其藝術生涯中，他已反覆對這個主題進行不同形式的嘗試，並賦予每幅作品獨特的意境。《盆中牡丹》是常玉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經典代表之作。彼時，他已放棄了用明亮輕快的色彩描繪花球。作品中深沉的色調，突出的黑色輪廓，從牡丹的主幹延伸至黑色的葉片；簡潔的筆觸正是當時藝術創作的典型元素。畫中的牡丹，如題所示作為主體，鬆散地點綴其間，其縹緲輕盈的質感和厚重的整體色彩形成強烈反差。 在深色的背景上，花瓣呈現出負片效果。《盆中牡丹》正是常玉受到攝影技術影響而作的極具代表性的作品。類似的風格不僅出現在他的人物作品中，也在他後期的花卉靜物作品中有所體現。這種通過對光影對比來強調主體花卉的技法是常玉作品中的一次新的嘗試。這種對比在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作品中變得愈發明顯。色彩和色調以及桌布上的中式花紋都是對中國古典繪畫的呼應。類似的主題在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後的油畫作品中多有體現。 這種獨特的樣式，以極具中國藝術美學的風格，綻放在常玉筆下的靜物花卉作品中，如《粉菊與玻璃瓶》(1930年代)和《綠底百合與花瓶》(1940年代)，以及他的植物與動物主題作品中，如《白牡丹》、《黑蝴蝶與貓》(1955)，和單一動物主題作品《金魚》(1930-1940年代)，甚至人體作品如《花毯上的裸女》(1950年代)。而為了體現極簡主義的另外一個元素，常玉作品的構圖也開始改變。藝術家在不斷地探索如何避免無謂的細節刻畫，而將重點集中在對色彩和線條的描繪上。在這幅《盆中牡丹》中，略顯生硬瘦削的筆觸勾勒出了更加簡潔純粹的風格。在常玉以牡丹花為主題的作品中，如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幾幅藏品，以及巴黎塞努博物館中的一幅於1963年購入的藏品，都體現了對這種極簡風格的探索。而《盆中牡丹》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透過對色調和構圖的選擇，光影對比以及簡潔筆觸的運用，常玉在畫面中營造出了一種平衡和諧之感，成就了一幅中西合璧的極簡主義作品。 根據畫布背後的標籤所示，《盆中牡丹》曾於1954年與常玉另外一幅作品《蓮花》一起在獨立沙龍上展出。該展覽第六十五輯目錄中寫道：「獨立藝術家聯盟，主張廢除入場費用及資格，旨在為藝術家提供一個自由向公眾展示作品的機會。」這個理念也是常玉的藝術理想及灑脫本性的最佳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