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背景的肖像

「到94年，我又停了大概三個月沒畫畫，慢慢找感覺。後來回到重慶，三月份的時候畫了一張肖像，那張肖像畫了一個月。就畫一個戴軍帽、穿軍裝的人的形象，戴著眼鏡的知識份子，忽然找到感覺了（《灰色背景的肖像》，1994）。我經常是這樣，有一個階段要變的時候，會拿一張畫把它畫死掉，就是花很多的時間去對付它，畫得自己都很煩，拼命想把有的那點感覺表達出來。別的什麼都不畫。這張畫對我特別重要，我徹底把表現主義全部去掉，畫完了以後找到感覺，一發不可收拾，一系列東西就出來了。但是有一些東西是到後來慢慢清理出來的，這張畫開始找到一個方法上的東西，一個是平塗，一個是不要像寫實主義那樣去畫畫。畫像老照片的感覺，比方陰影的處理。要畫出修過版的照片的繪畫效果，包括像炭精像，它不要結構，只要陰影，把形體襯托出來就行了。」 ──張曉剛（文字由藝術家工作提供） 很多人看到一幅肖像畫時馬上會問：「他是誰？」 達文西的《蒙娜麗莎》可說是美術史中最家傳戶曉的一幅肖像畫，經歷幾個世紀後，人們對模特兒的身份依然爭議不絕。身份這個觀念，在西方藝術發展中一直舉足輕重，無論君主、貴族、神職人員等，無不希望把自己尊貴非凡的身份通過肖像畫得以彰顯和傳世。在發出「他是誰？」的提問同時，「我是誰？」也是藝術家十分關心的議題，在自我審視的精神推動下，通過自畫像的形式衍生無數名作。 中國藝術家張曉剛在90年代初的肖像作品，就是一直在發出有關身份的永恆提問。經典的《血緣》系列從不同的現實個人面貌出發（圖1-4），直到1994年，張曉剛花上一個月時間，精心地完成了觀念截然不同的《灰色背景的肖像》（Lot 37），成功把中國人的形象，首次凝聚為一張擺脫寫生對象的虛擬面孔。這張革命性單人肖像畫的出現，開拓了張曉剛繼後創作的大道，它是參展1994「聖保羅雙年展」和1995「威尼斯雙年展」等一系列《血緣：大家庭》標準像繪畫（圖5）的前身，在同期作品中絕對獨一無二，因此就其實驗性、歷史意義和罕有程度，可稱經典中之經典。 張曉剛對身份問題的覺醒涵蓋了個人、社會到國家的多個層面，並特別對「我」這個身份的認同存有期望。他在整個80年代的創作基本上是關心個人內心情緒的宣泄，而沒有直接觸及有關身份的議題。直到1992年他放下了「魔鬼時期」的夢魘和痛苦、「彼岸時期」的宗教神秘感、「手記」的孤獨、憂鬱和苦難，真正地關心現世屬於「人」的問題。他的靈感之窗藉著家族的舊照片而得到開啟，創作了好幾幅畫風寫實卻略帶誇張變形的肖像作品，「家庭成員」這個具體身份亦開始主導其後多年的內容。家庭成員是身份的一種，人與人的互動產生了各樣的關係，出現社會學所謂的「社會角色」，誠如莎士比亞（1564-1616）在劇本《皆大歡喜》中所言：「全世界是一個舞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演員，他們各有自己的入口與出口，一個人在一生中扮演許多角色。」因此《灰色背景的肖像》中的主角，可以同時是一名父親、丈夫、兒子和工人。張曉剛作為一位藝術家，他同時是觀察者和裁判者，他審視一個模特兒的多種身份，並為他選擇在藝術世界的出入口。 服裝，或者制服，往往是最能直接表達人物身份的一件道具。中國在80年代經濟開放以前的革命時期，流行全民統一化的革命軍服打扮，可說是一種臣服於專權管治的意識形態表現。《灰色背景的肖像》中的戴眼鏡男人沒有明顯的面部特徵，卻因為一襲代表了革命熱情的軍服而突出其現代中國人的身份。這位主角跟當時社會上的無數男女一樣，在嚴格的社會規範中不由自主地披上這套中國歷史劇目的戲服，並努力去完成被賦予的角色義務，即信仰一個共產大家庭，順從一種虛擬的社會關係。由此可見，他是一個經過社會模塑後，失去自我身份認同而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人角色；也就是共產制度下，被大量生產出來的「同志」。然而歷史說明了百姓無法演繹好被賦予的「同志」角色，最後出現了社會學理論上的角色緊張、衝突和失敗。當政治身份凌駕一切其他身份，狂熱過後理想幻滅，自我身份被掏空後的茫然感，在《灰色背景的肖像》中，被濃縮為一張具有獨特時代精神的面孔。 《灰色背景的肖像》展示了張曉剛的高超繪畫技巧：無比細膩的筆觸，加上變化微妙的層次感，結合成近乎完美的人物面相。無瑕的肌膚靈感源自中國民間修飾肖像照片，以理想化的效果超越現世的局限，尋求圓滿和永恆，呼應了西方當代畫家李希特早期作品中的攝影繪畫觀念以及轉化為油畫後的獨特美感（圖 6）。張曉剛拉開現實和作品距離的處理，隱喻了一份對將來的美好盼望。畫中男子雖然經歷政治風雨，但在藝術家眼中卻充滿人性的單純和光輝。他的沈默也許是無奈，亦可能是一份等待黎明的堅忍，配合了強調立體感的側光處理，為人物增添一份神聖的氣質。這種超然俗世的感染力，在精神上連接了500多年前德國畫家杜勒的名作《穿著皮毛領長袍的自畫像》（圖 7），個人與基督的理想形象結合，在形式上展示了藝術家和宗教聖人的身份重疊和暗示。張曉剛筆下的男子正是一個類似的理想人物，他的完美抵消了歷史的傷痛和缺陷，他的眼神遙望未知的將來，期望放下社會賦予的政治角色，走往一個自我認同的人生出口。 世界一體化已是不能逆轉的潮流，人與人的關係超越了地域的界限，很容易無法平衡每個角色的要求而陷入自我的迷失。《灰色背景的肖像》結合了民族獨有的歷史、社會標準和個人理想世界的元素，令具有相同或接近經歷的觀眾得以產生身份的共鳴。它跟羅中立的名作《父親》（圖8）一樣，作為一面社會的鏡子，觀眾會在上面看到「我」而被打動。 「…我們常常不得不背負著“單位”、“身份”的包袱，等你到了國際機場，你會體會到你也不得不背負“國家”、“民族”的包袱…現在有誰坦蕩的告訴的：“我就是我”這個中國人用了很長時間努力去達到的觀念？」（節錄1991年5月12日張曉剛致毛旭輝書信） 每個人心中最大渴望，也許就如張曉剛所言，能夠忘記種種社會身份的重擔，自由自在地活出真正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