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玉

在《斑馬之戀》這件獨樹一格的風景動物作品中，常玉完全摒棄了色彩而選用不同深淺的灰色調，以大筆刷處理背景，效果接近純粹抽象，粗獷而濃淡不均的橫向線條以最簡約的水平構圖喚起空間深度，朦朧之間蘊含了無限想像。常玉在許多作品中藉此手法營造空間意象( 圖1、圖2)，《斑馬之戀》無疑是其中最出色的。 兩匹斑馬，是置身於薄霧壟罩的清晨草原，滿目荒蕪的冬日曠野，塵沙滾滾的大漠，甚或無垠海浪之上，並沒有可以辨認的清晰線索；可以確定的是，常玉以其天才翻轉了「墨分五色」對物象的描繪，直接涉入了想像的領域，讓人不禁沉浸繪畫氛圍中。《斑馬之戀》以油彩表現的墨色變化看似隨興，其實彰顯出常玉對水墨傳統深刻的理解、對意境的敏銳掌握。 在前景中，常玉以細筆描繪兩隻斑馬的條紋與輪廓，線條俐落簡練、節奏規律，並呈現與背景相異的質感。如同常玉筆下的花卉和人體，斑馬形象亦經過提煉、概括，沈靜佇立的姿態，更強化符號性的表現。常玉對符號或裝飾圖案的著迷，明顯可見於《氈上雙馬》(圖3)這類作品；柔和的對稱構圖中刻意綴以中國式樣，雖是平塗，卻讓空間有了層次變化與人文色彩。《斑馬之戀》則利用斑馬與生俱來的黑白條紋，呼應背景的寫意筆痕，更為詩意生動。 儘管近似傳統中國民俗畫的符號意象，常玉的斑馬卻非承自精粹的古典範式，反而展示出驚人的現代性。無論是常玉的原生地四川或巴黎，必須從非洲進口的斑馬都不易見到，僅是動物園中的景觀或印刷品中的圖像。常玉對斑馬的描繪既非野外寫生，亦無傳統繪畫之透視感，看似不自然或扭曲的角度令人聯想到超現實主義攝影手法( 圖5)。早於1921 就前往巴黎大都會的他，選擇異國風味的斑馬為題，一方面大膽玩味現代感知，另一方面，馬的形象又不離自身文化底蘊；能如常玉般自由遊走於古典與前衛之間者，並無第二人。常玉一生熱衷以動物為作畫題材，其中，馬顯然對他別具意義；他往往以馬自況，抒發他對藝術家身份的矛盾感受，以及他對自由與愛情的嚮往與孤寂的心緒。其父常書舫以擅畫獅、馬，聞名家鄉四川南充，可想而知，馬的形象必已深深銘刻在常玉童年記憶與美學根源之中。二戰爆發後，資源匱乏的巴黎難以取得畫材，他以石膏製作小馬(圖6)，略解鄉愁；馬兒低頭，似有心事重重。紐約大學教授喬迅（JonathanHay）曾分析，常玉所畫的馬經常是高度符碼化的，呈現出特定的表演姿勢（圖1、圖4）；雖然馬在中國文化語彙中象徵自由，但他畫中的馬卻不奔騰亦不神氣，而是馴化的、姿勢不自然的馬戲團演員，或許反映出藝術家為了生存不得不做出妥協。 《斑馬之戀》的留白空間空靈深遠，細緻刻畫的動物因而渺小脆弱。兩匹斑馬在不知名的時空中緊依著卻又背對彼此，既親密，又疏離。可能是秘密相約，可能是蒼茫中的一段巧遇，或正要錯身離去前的一個瞬間。曖昧的想像空間再度開啟，同時造成不安、不確定的感受；這也是超現實主義的慣用手法，以錯置或曖昧組合來製造詭奇（uncanny）的氛圍。uncanny 的概念與現代人對過去所懷有的鄉愁情緒密不可分，而常玉彷彿也藉此訴說異鄉人內心的失序感。美裔法語作家朱利安．格林（Julien Green）1930年代末出版的日記中，曾貼切描述個人在現代世界中的無助與孤寂，和常玉《斑馬之戀》中蘊含的深沉心思，幾乎如出一轍：「…整個世界是這麼廣闊無邊，使人不知所措，同時又叫人安心。那些超出人類思慮的意象與規模大到無以復加，有什麼是我們能依附的？在我們被魯莽地扔進由幻象所構成的渾沌裡，只有一樣東西永遠為真，那就是愛。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都是枉然的虛空。」作於40 年代的《斑馬之戀》有中國文人山水之借物抒情，亦有法國現代主義投下的影子。 然而常玉和超現實主義藝術家或其他西方現代藝術家不同， 他並不過分誇張離奇， 而是以簡約的水墨語言保留了自然意象，用寫意筆觸凝住情感的永恆，作品始終保持著優雅而難以言喻的韻味。之所以難以言喻，是因「不著一字」、沒有說破。《斑馬之戀》畫面中的情緒是含蓄、甚至若無其事的，但帶有強烈「後勁」，即是因為這種微妙而不落俗的「意在言外」。晚唐詩人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中的含蓄一品中寫道，「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似乎可作為這件作品的完美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