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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最令人激賞的是，廖繼春的畫面，在抽象化的蛻變中，仍不失具象的隱喻內蘊。…只是提昇繪畫元素的自主性機能，並不全然脫離自然而成絕對抽象的表達。」
- 林惺嶽
早在1930 年代，廖繼春即嘗試跳脫主流的學院畫風，萌發主觀的表現傾向，產生由具象逐漸向抽象過渡的轉變，堪稱台灣畫壇的現代藝術先驅。繪於此時的《台南公園》，無論是置於其創作生涯或台灣美術發展的現代化脈絡中，都標誌著承先啟後的一頁。
當時，廖繼春曾立下目標：「我今後主要的創作傾向，應該是考慮如何把描寫的對象在符合美的條件下加以變形與誇張，而使繪畫內容更為充實。」《台南公園》作為實踐之作，廖繼春特意使用了不同明暗深淺的綠色誇張地鋪滿畫面；更分散了透視，使水池成為俯瞰的視角，模糊了樹林的遠近關係，採用較為平面的構圖。如此單一的色調與平面的安排，意在藉由觀者辨析景物輪廓的本能，將視覺重心具焦在筆觸與色塊間，彷彿被無邊無際的綠意所包圍深陷，產生觀賞的趣味。廖繼春由此發現並掌握了一種全新的表現方式—「由景造境」的空間體驗，啟發自藝術家對景物的解構與重構，將對自然的觀看經驗精煉為形與色的關係，再運用繪畫性的筆觸重建出來，為廖繼春未來創作更抽象的作品奠下概念基礎。而類似的技巧，如主張「形式之美」的吳冠中，也常採用變形與誇張以提煉美感；西方畫壇， 波拉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6) 在早期作品中也曾將畫面特意扭曲。但廖繼春不同於前者，選擇了在此基礎上繼續探索更具表現性的語言，晚年更是跳脫了具象的框架；不同於後者，廖繼春始終未曾捨棄描繪自然景物的形色之美。
1927 年，當廖繼春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時，日本學院仍普遍流行19 世紀下半興起的外光派(Pleinairism)，一種以學院派寫實技法為基礎，有限度地融合印象派風格的折衷畫法。廖繼春將這樣的創作語言與台灣亞熱帶的自然人文進行對話，創作了一幅幅表現在地風情的作品，雖連續入選帝展，但獲此殊榮的廖繼春並未停止反思自己的創作。1933至36 年間， 廖繼春曾多次陪伴來台擔任評審的梅原龍三郎(Ryuzaburo Umehara , 1888-1986) 至各地寫生，梅原當時致力於將西方表現主義、野獸派的風格與日本傳統琳派的平面性裝飾元素融合，以圓弧粗曠的筆觸、平面的構圖、鮮豔奔放的作品著稱。透過梅原的作品，廖繼春深入思考了自己的創作方式，於是在繪製《台南公園》時，他嘗試加入更富表現性的元素，如琳派慣用的俯瞰式水面、粗獷簡練的筆觸、平面而誇張的構圖與用色來表現台灣具有豐沛生命力的自然之美。
此後，梅原的作品仍未脫野獸派風格，而廖繼春卻已選擇昂首闊步地與時精進，如同他曾經對學生說過：「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好畫，卻不是規定著要某一種形式的畫。」廖繼春對給予他啟發的西方畫派的吸收始終是經由直覺的感受來融入，並回到自己的手中去體現以及超越，如同林惺嶽所形容：「一道七色耀眼的彩虹，超然而壯麗的跨越了新舊時代之間的鴻溝，昂然從戰前的過去闊步到戰後的現代。」晚年，廖繼春以抽象表現的作品達到藝術生涯的巔峰，而《台南公園》則象徵著他在這條「藝術現代化」的開創性道路上的起點。
- 林惺嶽
早在1930 年代，廖繼春即嘗試跳脫主流的學院畫風，萌發主觀的表現傾向，產生由具象逐漸向抽象過渡的轉變，堪稱台灣畫壇的現代藝術先驅。繪於此時的《台南公園》，無論是置於其創作生涯或台灣美術發展的現代化脈絡中，都標誌著承先啟後的一頁。
當時，廖繼春曾立下目標：「我今後主要的創作傾向，應該是考慮如何把描寫的對象在符合美的條件下加以變形與誇張，而使繪畫內容更為充實。」《台南公園》作為實踐之作，廖繼春特意使用了不同明暗深淺的綠色誇張地鋪滿畫面；更分散了透視，使水池成為俯瞰的視角，模糊了樹林的遠近關係，採用較為平面的構圖。如此單一的色調與平面的安排，意在藉由觀者辨析景物輪廓的本能，將視覺重心具焦在筆觸與色塊間，彷彿被無邊無際的綠意所包圍深陷，產生觀賞的趣味。廖繼春由此發現並掌握了一種全新的表現方式—「由景造境」的空間體驗，啟發自藝術家對景物的解構與重構，將對自然的觀看經驗精煉為形與色的關係，再運用繪畫性的筆觸重建出來，為廖繼春未來創作更抽象的作品奠下概念基礎。而類似的技巧，如主張「形式之美」的吳冠中，也常採用變形與誇張以提煉美感；西方畫壇， 波拉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6) 在早期作品中也曾將畫面特意扭曲。但廖繼春不同於前者，選擇了在此基礎上繼續探索更具表現性的語言，晚年更是跳脫了具象的框架；不同於後者，廖繼春始終未曾捨棄描繪自然景物的形色之美。
1927 年，當廖繼春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時，日本學院仍普遍流行19 世紀下半興起的外光派(Pleinairism)，一種以學院派寫實技法為基礎，有限度地融合印象派風格的折衷畫法。廖繼春將這樣的創作語言與台灣亞熱帶的自然人文進行對話，創作了一幅幅表現在地風情的作品，雖連續入選帝展，但獲此殊榮的廖繼春並未停止反思自己的創作。1933至36 年間， 廖繼春曾多次陪伴來台擔任評審的梅原龍三郎(Ryuzaburo Umehara , 1888-1986) 至各地寫生，梅原當時致力於將西方表現主義、野獸派的風格與日本傳統琳派的平面性裝飾元素融合，以圓弧粗曠的筆觸、平面的構圖、鮮豔奔放的作品著稱。透過梅原的作品，廖繼春深入思考了自己的創作方式，於是在繪製《台南公園》時，他嘗試加入更富表現性的元素，如琳派慣用的俯瞰式水面、粗獷簡練的筆觸、平面而誇張的構圖與用色來表現台灣具有豐沛生命力的自然之美。
此後，梅原的作品仍未脫野獸派風格，而廖繼春卻已選擇昂首闊步地與時精進，如同他曾經對學生說過：「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好畫，卻不是規定著要某一種形式的畫。」廖繼春對給予他啟發的西方畫派的吸收始終是經由直覺的感受來融入，並回到自己的手中去體現以及超越，如同林惺嶽所形容：「一道七色耀眼的彩虹，超然而壯麗的跨越了新舊時代之間的鴻溝，昂然從戰前的過去闊步到戰後的現代。」晚年，廖繼春以抽象表現的作品達到藝術生涯的巔峰，而《台南公園》則象徵著他在這條「藝術現代化」的開創性道路上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