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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我對與人物形態相關的歷史很感興趣。某種程度上的解構讓我著迷，就像這讓畢卡索和培根著迷一樣。」 - 艾德里安．格尼
艾德里安．格尼於2013 年創作了《前往塔拉斯孔的路上 2》一畫，向他一直以來十分欽佩的文森特．梵高致敬：梵高的藝術影響一直縈繞在格尼本人的創作之中。畫面在超過兩米高的畫幅上展開，是格尼的同名系列作品中的一幅，該系列作品是根據這位荷蘭大師失落的自畫像《去往塔拉斯孔路上的畫家》（1888 年）創作的。弗朗斯希．培根（Francis Bacon）也曾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繪製了一系列作品向該作致敬，格尼則是跟隨了培根的足跡，用他獨具一格的繪畫語言對原作進行重譯，將畫面轉變為色彩、圖案、質感交織下千變萬化的虛幻面紗。本作中人物的形象被極度抽象，觀者僅能從一頭紅髮中來看清畫中人物的輪廓與位置，而他的身體則被極度模糊處理，彷彿是在運動中拍攝的照片一樣。格尼十分著迷於他所定義的「歷史的紋理」，試圖對人們在腦海中處理回憶的方式進行形象化。互聯網檔案、電影院屏幕和印刷複製品所打造的世界無疑是平面化的，仿佛光滑的塑料表面一般反光強烈。而格尼正是要從這個被重塑的歷史世界中拯救出關鍵的時刻和人物，並運用生動鮮活、發自內心的繪畫內容賦予他們新的生機。而在本件作品中，畫家戲劇化地反映了時間是如何改變人們對藝術與歷史的理解方式，為這種深藏在人們集體潛意識中的事物增加了更多層次的迷惘與巧思。
格尼對梵高的痴迷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時代，六歲時的他在羅馬尼亞藝術雜誌的封面上看到了梵高的《向日葵》（1888）。他被這幅圖像完全迷住了，以至於把它藏在枕頭下。後來當來到巴黎奧賽博物館時，他站在梵高1889 年的自畫像面前，為畫中蘊含的如催眠一般的迷人魅力所徹底傾倒。梵高流露著自省的目光同時充斥著內心的動蕩不安，這種感情深深觸動了格尼，讓他繼續以自己崇拜著的英雄梵高為參照創作了多幅自畫像。然而《去往塔拉斯孔路上的畫家》一作對格尼來說有著決然不同的重要性。梵高原作的下落至今不明：在1945 年盟軍對馬格德堡的轟炸中，原藏於在凱撒．腓特烈博物館（Kaiser-Friedrich Museum）中的畫作可能被不幸摧毀，亦可能是遭人洗劫。因此，該畫至今僅以複製品流傳下來，為世人所知。對於一位十分關注圖像傳播方式的藝術家來說，這種碎片式的存在有著很強的吸引力，使得他對「藝術品」最初的構成提出疑問與思辨。究竟是實體畫布構成了藝術品（在梵高一作中實體畫布已不存在），還是其中包含的圖像構成了藝術品？在該系列的其他作品中，格尼與荷蘭裔伊朗藝術家納維德．努爾（Navid Nuur）合作，試圖去回應這一問題並邀請他在梵高的圖像上添加自己的抽象效果。
《去往塔拉斯孔路上的畫家》的命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緊密纏繞，這一錯綜複雜的歷史敘事更加吸引了格尼。這位來自羅馬尼亞的藝術家從小就生活在尼古拉．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şescu）的共產主義政權統治下，因此他在自己的藝術作品中也經常表達歐洲獨裁的主題，更尤其關注納粹德國的暴行。他說，「我對於在集權主義，不局限於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的特殊性，尤為感興趣。所有事物都在這樣獨特的狀況下被扭曲。（艾．格尼，引自瑪．拉杜，《艾德里安．格尼：浮與沈》，Flash Art，2009 年12 月，第50 頁）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法西斯政府在德國肅清現代藝術的暴行中，梵高的許多畫作皆被定性為「墮落藝術」（degenerate art）。也正因此，格尼在2014 年創作的大型繪畫《1937 年的向日葵》中回顧了這個慘痛的歷史時期，該作重新想象了在1937 年的「墮落藝術」（EntarteteKunst）展覽上，梵高的《向日葵》因意識形態暴力而被納粹分子燒毀、扭曲、毀滅。儘管《去往塔拉斯孔路上的畫家》一作是在世界大戰爆發半個世紀之前所完成的，但梵高的這幅名作卻依然未能逃脫這一毀滅性的歷史篇章的漩渦：格尼似乎也是在通過他畫作中人物周遭所密布的烏雲，來影射這個慘痛的景況。'
艾德里安．格尼將自己對梵高以及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興趣結合於一體，所形成的是對歷史人物與事件的迷戀，而這些事與人——不論是好或壞、是善或惡，都極大地改變了歷史進程。梵高徹底改變了繪畫的方式；現代專政雖然與梵高的積極影響大相徑庭，但對歐洲的社會政治格局也造成了深遠影響。格尼創作中的其他主題也扮演了類似的角色：從科學領域中的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 到音樂領域中的「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ElvisPresley）。通過選擇具有極高辨識度的藝術繆斯作為原型，格尼是在挑戰觀者——質疑他們觀看的方式：這些人物究竟是被多年重復使用的複製圖像所完全籠罩著的遙遠符號，還是鮮活的、仍具有生命力的現實人物？通過繪畫性的形變與轉演，格尼嘗試著在現實世界中重現這些人物，撫去時間在他們身上留下的層層灰塵，並將其以一種激烈直接的方式帶回到此時此刻。為了達成這一目標，藝術家將圖像呈現史中廣泛使用的各種方式融合在一起：從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Alfred Hitchcock）和大衛．林奇（David Lynch）的電影中所營造的情緒豐富的氛圍，到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 和抽象表現主義者所創造的堅不可摧的質感。在本件拍品中，梵高和培根的深遠影響不僅反映在選擇的題材上，也體現在技巧上的啟迪，展現出格尼在這兩位藝術前輩的滋養下所獨創的藝術語言。畫面的質感、題材的敘事與歷史的共鳴在格尼的畫布上精彩碰撞，迸發出一種循環式的複雜呈現，而本件拍品的深度與技法精密結合，無疑是艾德里安．格尼鮮明風格的最傑出代表之一。
艾德里安．格尼於2013 年創作了《前往塔拉斯孔的路上 2》一畫，向他一直以來十分欽佩的文森特．梵高致敬：梵高的藝術影響一直縈繞在格尼本人的創作之中。畫面在超過兩米高的畫幅上展開，是格尼的同名系列作品中的一幅，該系列作品是根據這位荷蘭大師失落的自畫像《去往塔拉斯孔路上的畫家》（1888 年）創作的。弗朗斯希．培根（Francis Bacon）也曾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繪製了一系列作品向該作致敬，格尼則是跟隨了培根的足跡，用他獨具一格的繪畫語言對原作進行重譯，將畫面轉變為色彩、圖案、質感交織下千變萬化的虛幻面紗。本作中人物的形象被極度抽象，觀者僅能從一頭紅髮中來看清畫中人物的輪廓與位置，而他的身體則被極度模糊處理，彷彿是在運動中拍攝的照片一樣。格尼十分著迷於他所定義的「歷史的紋理」，試圖對人們在腦海中處理回憶的方式進行形象化。互聯網檔案、電影院屏幕和印刷複製品所打造的世界無疑是平面化的，仿佛光滑的塑料表面一般反光強烈。而格尼正是要從這個被重塑的歷史世界中拯救出關鍵的時刻和人物，並運用生動鮮活、發自內心的繪畫內容賦予他們新的生機。而在本件作品中，畫家戲劇化地反映了時間是如何改變人們對藝術與歷史的理解方式，為這種深藏在人們集體潛意識中的事物增加了更多層次的迷惘與巧思。
格尼對梵高的痴迷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時代，六歲時的他在羅馬尼亞藝術雜誌的封面上看到了梵高的《向日葵》（1888）。他被這幅圖像完全迷住了，以至於把它藏在枕頭下。後來當來到巴黎奧賽博物館時，他站在梵高1889 年的自畫像面前，為畫中蘊含的如催眠一般的迷人魅力所徹底傾倒。梵高流露著自省的目光同時充斥著內心的動蕩不安，這種感情深深觸動了格尼，讓他繼續以自己崇拜著的英雄梵高為參照創作了多幅自畫像。然而《去往塔拉斯孔路上的畫家》一作對格尼來說有著決然不同的重要性。梵高原作的下落至今不明：在1945 年盟軍對馬格德堡的轟炸中，原藏於在凱撒．腓特烈博物館（Kaiser-Friedrich Museum）中的畫作可能被不幸摧毀，亦可能是遭人洗劫。因此，該畫至今僅以複製品流傳下來，為世人所知。對於一位十分關注圖像傳播方式的藝術家來說，這種碎片式的存在有著很強的吸引力，使得他對「藝術品」最初的構成提出疑問與思辨。究竟是實體畫布構成了藝術品（在梵高一作中實體畫布已不存在），還是其中包含的圖像構成了藝術品？在該系列的其他作品中，格尼與荷蘭裔伊朗藝術家納維德．努爾（Navid Nuur）合作，試圖去回應這一問題並邀請他在梵高的圖像上添加自己的抽象效果。
《去往塔拉斯孔路上的畫家》的命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緊密纏繞，這一錯綜複雜的歷史敘事更加吸引了格尼。這位來自羅馬尼亞的藝術家從小就生活在尼古拉．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şescu）的共產主義政權統治下，因此他在自己的藝術作品中也經常表達歐洲獨裁的主題，更尤其關注納粹德國的暴行。他說，「我對於在集權主義，不局限於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的特殊性，尤為感興趣。所有事物都在這樣獨特的狀況下被扭曲。（艾．格尼，引自瑪．拉杜，《艾德里安．格尼：浮與沈》，Flash Art，2009 年12 月，第50 頁）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法西斯政府在德國肅清現代藝術的暴行中，梵高的許多畫作皆被定性為「墮落藝術」（degenerate art）。也正因此，格尼在2014 年創作的大型繪畫《1937 年的向日葵》中回顧了這個慘痛的歷史時期，該作重新想象了在1937 年的「墮落藝術」（EntarteteKunst）展覽上，梵高的《向日葵》因意識形態暴力而被納粹分子燒毀、扭曲、毀滅。儘管《去往塔拉斯孔路上的畫家》一作是在世界大戰爆發半個世紀之前所完成的，但梵高的這幅名作卻依然未能逃脫這一毀滅性的歷史篇章的漩渦：格尼似乎也是在通過他畫作中人物周遭所密布的烏雲，來影射這個慘痛的景況。'
艾德里安．格尼將自己對梵高以及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興趣結合於一體，所形成的是對歷史人物與事件的迷戀，而這些事與人——不論是好或壞、是善或惡，都極大地改變了歷史進程。梵高徹底改變了繪畫的方式；現代專政雖然與梵高的積極影響大相徑庭，但對歐洲的社會政治格局也造成了深遠影響。格尼創作中的其他主題也扮演了類似的角色：從科學領域中的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 到音樂領域中的「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ElvisPresley）。通過選擇具有極高辨識度的藝術繆斯作為原型，格尼是在挑戰觀者——質疑他們觀看的方式：這些人物究竟是被多年重復使用的複製圖像所完全籠罩著的遙遠符號，還是鮮活的、仍具有生命力的現實人物？通過繪畫性的形變與轉演，格尼嘗試著在現實世界中重現這些人物，撫去時間在他們身上留下的層層灰塵，並將其以一種激烈直接的方式帶回到此時此刻。為了達成這一目標，藝術家將圖像呈現史中廣泛使用的各種方式融合在一起：從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Alfred Hitchcock）和大衛．林奇（David Lynch）的電影中所營造的情緒豐富的氛圍，到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 和抽象表現主義者所創造的堅不可摧的質感。在本件拍品中，梵高和培根的深遠影響不僅反映在選擇的題材上，也體現在技巧上的啟迪，展現出格尼在這兩位藝術前輩的滋養下所獨創的藝術語言。畫面的質感、題材的敘事與歷史的共鳴在格尼的畫布上精彩碰撞，迸發出一種循環式的複雜呈現，而本件拍品的深度與技法精密結合，無疑是艾德里安．格尼鮮明風格的最傑出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