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意識到眼前的珍寶時，不禁驚喜萬分」
百達翡麗掌舵人查爾斯‧斯登（Charles Stern）於1943年特別訂製的型號1527腕錶，在2010年以逾600萬瑞士法郎高價拍出，佳士得香港即將呈獻他當年為此錶特別製作的獨特錶盤，而這錶盤在過去70多年，一直與這枚型號1527分隔兩地
百達翡麗，極具歷史價值，18K金萬年曆計時腕錶，配Charles Stern訂製獨一無二紅寶石刻度及三分鐘通電話提示刻度錶盤，型號1518，1945年製。錶殼直徑35毫米。此拍品將於精緻名錶紅寶石系列及亞洲重要私人收藏（第五部份）中推出。估價：4,000,000 - 12,000,000港元
與別不同的錶盤設計，正好成為查爾斯的個人寫照。腕錶採用金色的「XII」小時刻度，而非常見的阿拉伯數字「12」，因為查爾斯向來鍾情羅馬數字。其他小時刻度也並非數字，而以蛋形紅寶石代替，在錶面上形成猶如星座的效果，風格華麗而不張揚。
分鐘刻度沒有「路軌」線條，令錶盤顯得更開闊，減少嚴謹和冷漠的感覺。優美字體在錶盤上亦明確可見，比普通型號1518的錶盤更精細，令人不禁猜想查爾斯親自挑選技藝最精湛的袖珍畫師為他製作錶盤上的精美琺瑯和描畫數字。
30分鐘小錶盤特寫，三分鐘通電話提示刻度讓查爾斯能留意國際長途電話的通話時間
另一項重要細節也令錶盤與別不同。在錶盤右邊的30分鐘計時錶盤裡，三分鐘刻度位置特別加上一個含蓄的數字。這是為了方便查爾斯打長途電話時，留意何時開始話費會較高，而對這枚奢華的紅寶石腕錶來說，這個細節成為一項異常儉樸的重要功能。
佳士得亞太區名錶部主管Alexandre Bigler表示：「我認為這是出於理性多於節儉的考慮。我們必須將自己代入那個年代，當時從歐洲致電美國的程序非常複雜，也是很奢侈的行為，並非如現在般很輕易便能免費致電海外。」
「我肯定查爾斯‧斯登的原意並非三分鐘後便掛斷重要客戶的電話，計時器只是用來提醒自己，再談下去電話費就會很高昂了。」
1946年，查爾斯的兒子亨利(Henri)作出一個非比尋常的決定，他決定把這錶盤換掉，沒有人知道背後的原因
Alexandre Bigler將於11月28日香港精緻名錶拍賣呈獻這枚特製的錶盤。他表示：「鮮少有人知道這枚錶盤的存在，這是一件重新浮現世間的傑作。」
「儘管百達翡麗有這枚錶盤的紀錄，但錶盤從來沒有公開。此前沒有人知道它是否仍然由斯登家族保存，還是留在錶廠某處，抑或已賣給另一位藏家，而事實亦正如此。」
該藏家於1990年代買下錶盤作私人珍藏，並將其安裝於自己的型號1518腕錶上，但為何這枚極具歷史價值的獨特錶盤會與原先的腕錶分開呢？
背後有一段帶點傷感而奇特的故事。查爾斯於1944年去世，來不及領取他投入不少心血訂製的腕錶，於是這枚百達翡麗腕錶便連同公司業務由他的兒子亨利·斯登(Henri Stern)繼承。
在戰爭結束前至和平重臨初期的艱難歲月中，亨利經常戴著這枚父親的腕錶出差。Alexandre Bigler表示：「對瑞士製錶業而言，那段日子十分艱苦。戰爭期間，百達翡麗因為無法取得黃金，轉而生產精鋼腕錶，幸好行業獲得瑞士政府援助，百達翡麗亦成功渡過難關。」
「百達翡麗製作的獨一無二錶盤？今時今日可以說幾乎沒有。」——亞太區名錶部主管Alexandre Bigler
1946年，亨利作出一個無情又非比尋常的決定去更換此錶盤，沒有人知道背後的原因。也許在當時生活艱苦的歐洲，鑲嵌紅寶石的腕錶顯得格格不入，又或者他認為作為公司的掌舵人，應該基於商業考慮佩戴公司出品的腕錶，畢竟所有客戶都會看到他手上的腕錶，可以藉此展示百達翡麗的獨特設計。
不管怎樣，亨利最後也將腕錶送回錶廠，拆下錶盤，而這枚更換了錶盤的計時碼錶並沒有送回給亨利，而是售予新的買家。
然而即使沒有查爾斯的特製錶盤，這枚腕錶在製錶歷史上的地位仍然舉足輕重，更曾於2010年在佳士得拍賣。Alexandre Bigler表示：「當時它打破有史以來的拍賣紀錄。百達翡麗以超過600萬瑞士法郎購回腕錶，並將之安放於公司的博物館至今，供百達翡麗的藏家欣賞。」
在2010年的拍賣會上，沒有人問起原先錶盤的下落，但Alexandre Bigler指：「我們即將拍賣的紅寶石錶盤理應安裝在這枚腕錶上。當我去年在另一枚腕錶上發現這個錶盤時，我們進行了深入研究，證實它的確屬於查爾斯·斯登的破紀錄名錶。」
「當我意識到眼前的珍寶時，不禁驚喜萬分，內心十分激動，就像失散多年的雙胞胎再次相聚。」
這當然絕非普通的雙胞胎。此錶盤由查爾斯·斯登構思，充分彰顯這位製錶泰斗兼鐘錶巨匠的創意視野。
Alexandre Bigler認同：「的確，它的出處最非同凡響。這枚錶盤不但來源顯赫，與製錶史上的重要人物關係密切，而且配置迷人、外觀特別，最重要的是它的獨特性。百達翡麗製作的獨一無二錶盤？今時今日可以說幾乎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