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家族與現代藝術之路

在現代藝術博物館首任館長阿爾弗雷德·巴爾的影響下,大衛·洛克菲勒建立起一個傑出藝術珍藏。博物館前策展人John Elderfield細數二人的深厚友誼

我有幸結識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已有四十餘年之久,起初我是現代藝術博物館的一位年輕策展人,而洛克菲勒則是博物館的知名受託人,多年來我們的友誼愈發親密無間。我們暢聊許多藝術和其他話題,並啜飲大衛親手調製的馬蒂尼酒,他會向酒中加入一片薄荷葉,我從未在其他地方喝到過同樣美味的馬蒂尼。

阿爾弗雷德·巴爾(Alfred Barr)於1967年從現代藝術博物館退休,我則在1975年開始為博物館工作,此前見過巴爾幾面。我們曾經一同探討我當時策展的藝術家科特·施威特(Kurt Schwitters),還說起巴爾為博物館完成的幾次重要收購,譬如畢加索的《亞維農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我記得大衛·洛克菲勒的名字數次作為博物館收藏的重要捐贈者被提起,但並未留意到洛克菲勒和巴爾一直是摯交好友。這就是當年發生的故事。

阿爾弗雷德·巴爾在現代藝術博物館的辦公室中,1961年。相片:Fred W. McDarrah/Getty Images

我首次與大衛·洛克菲勒單獨會面是在1970年代末,我們兩人坐在現代藝術博物館的雕塑花園中,他問了我兩個問題:我是否知道這座花園是以他母親艾比·奧爾德里奇·洛克菲勒(Abby Aldrich Rockefeller)命名?是的,這我十分清楚。但我是否知道這也是他出生的地方?這次會面距今已經過去幾十年,但我對當年的一切依然記憶猶新,我望著花園中的池塘,腦海中浮現出摩西出現在蘆葦叢中的傳說。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大衛嘴角浮現出一抹微笑,他說他出生在洛克菲勒位於西54街的大宅中,這裡於1937年被改建成博物館的花園。當時這裡是城中最大的私人宅邸,雄偉的大宅包括兩棟相連的九層大樓,其中一棟有獨立的醫務室,大衛本人便出生在這裡。但他與博物館間的深厚情感遠遠不止雕塑花園和舊日住宅這麼簡單;他時刻不忘的,是兒時在家中所留下的美好回憶。

西54街10號的洛克菲勒家族宅邸,現已拆除。原址現為現代藝術博物館艾比·奧爾德里奇·洛克菲勒雕塑花園。相片由洛克菲勒檔案中心提供。

全新的現代藝術博物館大樓外牆,1939年。相片:Michael Rougier/Getty Images

洛克菲勒宅邸中曾經存放許多藝術品,我後來才吃驚地發現,現藏於博物館獨角獸分館的六張獨角獸掛毯曾經也是洛克菲勒大宅中的收藏。然而宅邸中卻毫無現代藝術的踪影。大衛之母也許是參觀了1913年的軍火庫藝術展後,於1920年代起開始對當代藝術產生興趣並開始購藏。但大衛的父親並不喜歡當代藝術,並阻止妻子在宅內懸掛任何作品。因此她在七樓建起一個小型畫廊,輪流展出自己不斷買入的作品,並開始借入作品與自己的收藏共同展出。

艾比·奧爾德里奇·洛克菲勒對當代藝術的熱愛令她結識了諸位興趣相投的藏家,包括莉莉·P·布利斯和科內利厄斯·J·蘇利文夫人。1920年代末,三位巾幗藏家決定一共創立世界第一個以當代藝術展覽為主的博物館。當時還是一名學童的大衛常常與母親一起與朋友會面,當時與會的還有一位名叫小阿爾弗雷德·H·巴爾的哈佛畢業生,他正在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教授一門有關現代藝術的課程,在當時至少是美國前所未見的首創課程。1929年,由這三位傑出女性創立的現代藝術博物館正式成立,巴爾27歲的時候出任現代藝術博物館的首任館長;大衛承認,母親對巴爾視如己出,親手培養。

後來的大衛與巴爾成為一生摯友,但當時二人尚未親近。他贊同父親對現代藝術的一些保留觀點。是哥哥尼爾森自1930年代後,繼承母親意願、收藏當代藝術並在現代藝術博物館中發揮重要作用。

現代藝術博物館揭幕展「塞尚、高更、秀拉與梵高」(1929年11月7日至12月7日)展覽現場。左起:文森特·梵高,《葡萄、檸檬、梨子與蘋果》;(後牆)喬治·秀拉,《馬戲團遊行》;保羅·塞尚,《薑罐與石榴和梨》。相片© 2018,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Scala, Florence.攝影師:Peter Juley

如今我們早已知道,巴爾希望將現代藝術博物館建設成為多部門的全面博物館,於建築、電影、攝影、油畫、雕塑、素描及版畫等多方面都擴展收藏。但他最感興趣的無疑是油畫和雕塑作品。有賴於博物館受託人的慷慨捐贈——尤其是莉莉·P·布利斯早期的收藏,以及西蒙·古根海姆夫人的大額購藏基金,巴爾開始建立起一個我們今日所熟知的、無與倫比的藝術收藏。

而大衛真正積極參與到博物館運營中,是在1948年,母親過世後他繼承遺願,繼續擔當博物館受託人;十年後尼爾森為競選紐約州州長而不得不放棄打理博物館事務,大衛此後更加任重道遠。但直到1940年代初,他依然同父親一樣,對現代藝術抱有懷疑。但不久後便在阿爾弗雷德·巴爾與妻子瑪格麗特·斯科拉里·巴爾(暱稱瑪格)的影響下有所轉變。

小阿爾弗雷德·H·巴爾、菲利普·約翰遜、瑪格麗特·斯科拉里·巴爾。意大利科爾托納,1932年。現代藝術博物館檔案,紐約。瑪格麗特·S·巴爾檔案。相片© 2018,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Scala, Florence

瑪格麗特操一口流利的法語、意大利語和德語, 與夫婿阿爾弗雷德差勁的外語技巧形成鮮明對比——因此他每次與歐洲藝術家或藝術商打交道時,都需要瑪格麗特陪在身邊。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的知名策展人阿格尼斯·孟根(Agnes Mongan)如此形容巴爾夫婦:「無論是家庭背景、情感性格,或是待人接物方面,他們都是我見過最為不同的夫妻,但我也沒見過比他們二人更加相愛相依的一對……瑪格擁有意大利和愛爾蘭式的熱情奔放、敏捷強大,而阿爾弗雷德則是典型的蘇格蘭人後裔,安靜穩健、堅韌不拔。她的快樂激情、他的深思熟慮,兩人都是品味出類拔萃的忠誠智者。」

「我十分了解(阿爾弗雷德·巴爾)。他在許多方面都博學強記……他是一位迷人非凡的優秀紳士。」——大衛·洛克菲勒

促使大衛將注意力轉向現代藝術的,正是瑪格的坦率意見。1948年夏天,大衛與佩吉(Peggy)買下東65街上的大宅,夫婦二人隨後大部分時間一直居住在此。他們在房中掛上普通的十八世紀肖像畫作為裝飾,當中包括兩幅身穿紅衣的男子肖像,一幅由亞瑟·戴維斯(Arthur Devis)所作,另一幅則出自托馬斯·赫基(Thomas Hickey)

大衛給我講述了當時的情景:「我們買下大宅一兩日後,阿爾弗雷德·巴爾和妻子瑪格前來做客。瑪格對我們說,她環顧大廳,真無法理解我們為何要用如此平庸無趣的畫作裝飾宅邸,明明有那麼多更好的畫作可以挑選,這實在令我們吃了一驚——我的確記得她用蔑視的口吻評論『那些穿著小紅衣裳的人們』。我們當時感到非常困擾,你應該可以理解。」然而他繼續說道:「她的評價令我們始終難以忘懷。從那時起,阿爾弗雷德·巴爾開始向我們介紹一系列優美的畫作,我們之前從未見過這種作品……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仍然不喜歡抽象畫作,但卻越來越被法國印象派畫家,以及印象派之前的藝術家作品所吸引,譬如布丹(Boudin)庫爾貝(Courbet)德拉克洛瓦(Delacroix)。」

阿爾弗雷德·H·巴爾手繪的現代藝術起源與發展圖,約1936年。現代藝術博物館檔案,紐約。相片© 2018,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Scala, Florence

巴布羅·畢加索,畢加索親手繪製信封及緞帶,寄予小阿爾弗雷德·H·巴爾,1957年。現代藝術博物館檔案,紐約。相片©2018,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Scala, Florence. 藝術作品:© Succession Picasso/DACS, London 2018

後來現代藝術博物館規模不斷擴大,而阿爾弗雷德則因缺乏行政管理技巧,以及曾經數次舉辦被受託人視為「輕率」的展覽而被撤換,不再擔任館長一職。但他依然保留收藏顧問的頭銜,後來亦成為收藏會長。現在來看,這實在是塞翁失馬,焉知禍福,阿爾弗雷德不但因此有更多時間策劃自己心目中的展覽,更可以幫助博物館受託人擴充其藝術收藏——當然,重要作品最終會回到博物館。大衛越是了解阿爾弗雷德的為人,便越是欽佩他。「我十分了解(阿爾弗雷德·巴爾)。他在許多方面都博學強記……他是一位迷人非凡的優秀紳士。」大衛很久後如此回憶道。

自然而然地,巴爾的寶貴建議逐漸引導大衛與佩吉將收藏領域拓展至印象派與前期藝術作品之外,二人將目光放到了1880年後創作的畫作上,博物館的油畫和雕塑收藏名義上就這樣開始。收藏起初以小型收購的方式進行,但1955年時,巴爾聽說保羅·羅森伯格(Paul Rosenberg)自礦業巨頭切斯特·比蒂(Chester Beatty)的藝術收藏中購得大量藝術作品,包括塞尚作於1888-90年間的《穿紅背心的少年》(Boys in a Red Vest)(現藏於現代藝術博物館),因此勸說洛克菲勒採取更加大膽的方式擴充收藏。

阿爾弗雷德為這張畫作照了一張相片,他知道大衛會參加一場雞尾酒會,於是帶著相片找到大衛。後者被作品所嘆服,阿爾弗雷德於是問道,如果大衛購買這張畫,會不會在遺囑中寫明將畫作留給現代藝術博物館?他隨後亦嘗試說服羅森伯格,在這批畫作中,洛克菲勒家族應該有權優先挑選。後來他們亦購買了秀拉的《格朗康海港》(La rade de Grandchamp,1895年作),以及馬奈的《奶油蛋捲》(The Brioche,1870年作)——後者現藏於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回憶過往時,大衛扼腕嘆息當時沒有買入更多作品;但儘管如此,他們這次花銷已經遠遠超過此前任何一次購買。大衛不得不向父親成立的信託基金委員會申請,才能拿到購買這三張畫作的款項。

這次購藏後,在巴爾的鼓勵支持下,大衛於1957-63年間相繼出手買下克勞德·莫奈的《睡蓮》(約1914-17年作)、保羅·希涅克的《伯爵夫人島》(1888年作)、保羅·高更的《海浪》(1888年作)、阿爾曼德·塞甘新藝術風格的四屏畫作《生活之樂》(約1894年作)、喬治·莫蘭迪的《靜物》(1940年作)、亨利·馬蒂斯的《科利烏爾的風景》(1905年作)、塞尚一幅描繪聖維克多山的水彩畫、馬蒂斯的《靜物:葡萄》(1896年作)等,藝術購藏的腳步從未止歇。

巴爾於1967年退休,但他與現代藝術博物館一直以來的顧問關係並未中止,並與博物館其他策展人一同合作。其中兩項成就尤為矚目。1968年,大衛與哥哥尼爾森、威廉·S·佩利(William S. Paley)、約翰·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及安德烈·邁耶爾(André Meyer)組成聯合會,共同買下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舊藏,當中包括畢加索的《拿著花籃的女孩》(1905年作)。此外,大衛還與策展人威廉·魯賓(William Rubin)交好,魯賓向其推薦皮耶·博納爾喬治·布拉克塞尚馬蒂斯希涅克等藝術家重要畫作。大衛逝世後將這些作品全部捐予博物館。

艾比·奧爾德里奇·洛克菲勒雕塑花園景觀(1953年設計)。博物館東面平台與東翼,1964年。相片© 2018,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Scala, Florence. Alexandre Georges攝。

1960年,大衛同時著手開始另一項舉措:為大通曼哈頓銀行建立一個藝術收藏。他後來為銀行成立起一個藝術委員會,巴爾與他在現代藝術博物館最密切的同僚多蘿西·米勒(Dorothy Miller)都列席其中。米勒應該是發現了羅斯科作於1950年的《白色中心(玫瑰紅上的黃色、粉色及淡紫)》的慧眼伯樂,但阿爾弗雷德建議大衛應該為個人而非銀行收藏買下此作。1960年6月,大衛將這幅重要畫作收入囊中。

2007年,我接到大衛的電話,表示一間拍賣行希望代表他出售這張作品,預估成交價逾4,000萬美元;並問我對此有何想法?我說羅斯科的作品一向表現強勁,供不應求,而且一直由洛克菲勒家族收藏,更應得到市場強烈反響,成交價十分可能達到5,000萬美元甚至更多。大衛說「這個數字還挺能吸引人注意力的。」我們現在知道,這幅作品以高達7,284萬美元的價格成交。我打電話祝賀大衛。「還不錯嘛。」他說,「我當初也只花了10,000美元買下這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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