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

从其艺术生涯早年开始，曾梵志的画作就以直接的情感、艺术家的直觉和小心调节的表现主义画风见称。他最早期作品「医院」 和「肉」 系列是在1990年代初期完成，当时他仍在省会武汉修读绘画学位，作品已经处处显示他的内在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对日常生活周遭事物充满同情。1990年代初曾梵志搬到都会北京，他的作品又有实时的变化，回应了他投入的一个表面化环境中。他的「面具系列」展示对存在的关注，以及对于现代生活的浮夸和姿态提出讽刺。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曾梵志采取表现主义技巧来抗衡传统风格，外露的肌肤和巨大的双手不只是情绪的表现，更是为了嘲讽在面具的掩饰下，人们内里所潜藏的压抑和疏离。 2000年代初期，情感状态的处理在曾梵志的作品中慢慢转化，成为所谓「面具之后」的作品。后期的面具作品采用的色调越来越大胆，人物肤色是粉黄或粉红色来配搭糖果般缤纷色彩的背景。随后的人像画，曾梵志都描绘出整副脸孔，在构图中除去不必要的元素，或是除去令人目眩的鲜艳颜色组合，以便集中他所表达的，轻易转移到心理主题。曾梵志在拍品《肖像》(Lot 54)中描绘一个神态从容的男人身处一个安静的空间，他以极为精简的细节处理，加上纯熟的画功，营造出平和的气氛。 画中男子挺立而稍微仰视，嘴巴流露出如梦娜莉萨一样模棱两可且压抑的表情。他的头稍微转向一方，似在自我检视，而这细微的扭动暗示了一个冷淡而又压抑的性格。他站在一个虚空的背景前，双脚随毕直的裤管往下消融在淡化的色彩和笔触之中， 消减了主角实际存在而暗示一种无形的状态。显得与世隔绝的人物，让人联想起培根笔下那些苦痛的形像(图1)。曾梵志个人对存在的兴趣与培根接近，却又拥有不同的文化、 历史及美学要求。曾梵志的人物经常以当代大都会男性的标准形象示人，称身剪裁的深色西装加上衬衣，带点过份炫耀和矫饰的打扮，给人一种刻意经营的笨拙感，藉此反讽了现代中国社会普遍对西方消费文化在品味上的鹘仑吞枣；更广泛而言，反映了民众对于国家转型为市场经济所引起的莫名焦虑。　那反对起而外张的袖口，为人物平添一份成功人士的潇洒与自我。在服饰的安排上，曾梵志加上了鲜明夺目的红领巾，这件饰物对梵志来说有多重意义，它纪录了中国近代的历史，特别是文革年代以来的种种记忆，在社会主义推行的高峰时期，拥有红领巾彷如得到一种特别的社会认同，其重要性在一个讲求绝对服从的社会来说是无法衡量的。曾梵志小时候偏偏就得不到这一条红领巾，从而在心理层面上大大地影响到他在在「面具系列」的创作，红领巾反复地出现在人物身上，成为了曾梵志对自己回忆的一种弥补(图2)。 在其他作品中，红领巾可能是指在现代化社会中新制造出来的虚假同志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加入此元素就变成要突出人物的孤独无助，那人只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一件装饰而已。 曾梵志对人物双手、特征和皮肤的表现主义的处理上是承接早期作品的。《肖像》的人物把其中一只手的大拇指插入裤袋 ，而另一只手则刻意靠在大腿上，以表现出一个既酷而又与人疏离的姿态，但他的双手却呈现彷如生肉般血淋淋的鲜红，背景只有非常有限度的经营，与手掌只有轻微的连系，进一步暗示人物内在压抑住的焦虑。人物的头部在比例上稍为脱离现实， 他显得眉头深锁，加上血色的肌肤，显出一份难以名状的苦恼，而他面上的色彩直毕往上激发，进一步表达出人物不安的情绪。他的双眼虽然被描绘得得相当仔细，然而竟带一种失去焦点和目标的神情。没有带上面具的人物在此作中，有如归化为一个现代的浪人，但因为红领巾的存在，以及面目最终地展露，一个活于现代的自我，始终无法摆脱孤单与忧郁的羁绊。 正如布列塔．艾瑞克森写到，曾梵志艺术事业的转折点，就在于他在个人和心理上，对于后毛泽东年代发生的改革、现代化和消费主义所作出的挑战。「如果我们将曾梵志的发展视为 一个心灵旅程，这旅程将引领我们到什么地方? 他画中的主角在十年前都是处于一个荒谬世界中的受害者。他们带上面具来加入城市漫无目的生活，浮沈在表面的人际关系之中。如今主角的面具已经除下，且孓然一身，外露的肌肤似在淌血和融化。他们既然已经舍弃了伪装的姿态，是否可以因而重建自我呢?」 (Britta Erickson,《面具底下的赤裸真相》, Yinghuazhi,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