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開會

Anna Maria Jagdfeld 中國當代藝術私人收藏 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引發的動蕩後崛起，知識分子與藝術圈在共產主義的深刻影響下，國家著實見證了一次文化上的劇烈轉型，之後數十年文化與藝術也在豐富的創造力中成為百花齊放的嶄新時代。在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後，國內藝術學院的學子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廣泛而多樣的媒材、技法與藝術理論，經由自身的融會貫通後，將此轉化為創作的靈感與內涵。同時也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與成熟，孕育了文化領域的轉型，也帶來了新的主題與不同的探討角度，更重要的是，把藝術家個人的主觀思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1980至90年代，中國的藝術家們感受到改革開放後國家的快速蛻變。為了尋找更能體現此快速現代化社會的藝術語言，他們逐步打破學院派的訓練，顛覆傳統社會所遺留的美學規範。不僅當代西方藝術的訊息與媒材成為中國藝術家靈感的來源，同時，藝術家們對二十世紀中國的親身體驗，也變成他們藝術表現上的重要養分。藝術學院的嚴格基礎訓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動亂與劇變，加上一連串快速的現代化、全球化與經濟發展的改變，在種種原因的交互影響之下，帶來藝術史上對於傳統觀點又一次的根本性分歧。 當眼光獨到的策展人與畫廊經營者，如：栗憲庭、高名潞、文少勵與張頌仁等人，成為新藝術的早期擁護者時，整個中國社會對這新的藝術表現風格還充滿著陌生與無法理解。通常是來自西方的外交人員、新聞工作者與大膽又慧眼獨具的收藏家，最容易感知到這些具有實驗性質、非主流、低調、詼諧、原創的前衛藝術重新定義了中國的當代文化，並且試圖對當代藝術的表述、主觀性與美學提出一個嶄新的詮釋。 正因為如此，早期貢獻良多的收藏家們，在中國當代藝術初試啼聲的舞台上，扮演著不亞於藝術本身的重要性。Anna Maria Jagdfeld 的中國當代藝術收藏正見證了歷史與發展過程上的獨特性，其重要性也反映在收藏品的質與量，以及收藏家如何洞燭先機地預見了中國當代藝術往後進程。身為德國知名企業的領導人，Jagdfeld夫人向來有遠見、作風活躍並出人意外，希冀在她的生活與工作上都能有著開放、大膽先進與審美的精神，具有一雙對美感、原創性與質量極為敏銳的慧眼。 佳士得香港本年度呈獻此重要中國當代藝術收藏之精選作品，分別見於夜場及日場拍賣，嚢括了重要藝術家張曉剛、曾梵志、王沂東、艾軒等早期代表作，具備美學及歷史價值，同時多角度地呈現了中國當代藝術在1990年發展初期的豐富及原創性。 藝術家唐志岡自幼生長在政治、官僚氣息濃厚的環境裡，從小就熟悉講究程序的國家體系。他的父親是紅衛兵軍官，母親又是典獄長，因此唐志岡的童年都在昆陽勞改營裡度過；這樣的背景讓他提前見識到高度制度化的政治環境，也深深影響他日後的藝術創作。他起初擔任人民解放軍的政治文宣畫家，後來又轉型為獨立藝術家。他對獨裁體制、領袖崇拜和政治運作有深刻的體悟，也知道這些制度形塑人民的特質。 當唐志岡還是士兵時，作品就常常傳達出對於軍事生活的表現，描繪軍人不為人知的一面。一般的文宣藝術家必須呈現工人、士兵、農民勤奮、偉大的一面，唐志岡筆下的他們卻往往在從事卑微的例行公事，例如看牙醫、鑿水井、練習軍演遊行。在Jagdfeld女士收藏的唐志岡早期畫作中，確實可以看出他對軍人的描繪不同於以往理想的典型，強調出個人特色，同時也暗示年輕人的脆弱和無知(圖 1)。唐志岡長期觀察軍旅生活，並在作品中融入了中國官僚體系最具代表性的題材：開會。他曾經這麼說：「我除了要準備會議、布置場地、寫文宣標語、拍照，還要負責軍中的兒童藝術教育。大人們『開會』時，他們的孩子則得舉手回答我的問題，所以我很容易就把這兩種場景聯想在一起。」 於是唐志岡以中國人生活中最典型的官僚行為為題，創作出這時期最受歡迎的一系列作品。《兒童開會》系列中的幼童彷彿在模仿大人，把開會當成一種遊戲，衝突的畫面令觀者著迷；但是這虛構的構圖也暗示了共產主義下沉悶單調的政治、官僚體系。 Anna Maria Jagdfeld所收藏的中國當代藝術就包含了唐志岡《兒童開會》系列(Lot 2036)。這幅作品中，一位小軍官坐在桌子前，桌上擺著麥克風，看似朗誦著政令，一邊比手勢強調語氣。另外三個穿制服的小男生坐在畫面右邊的長凳上，個個兩手交扣在背後，但其實心不在焉；他們的腳懸在半空中，連地板都碰不到。地上有一個玩具水桶，不完整的軌道上有一列火車，旁邊還有一個綠色的大貨車。多樣的物體和孩童身上的制服讓畫面顯得格外鮮活，多樣的色彩對比強烈：海軍藍的制服、天藍色的麥克風底座、青綠色的大貨車、黃紅相間的火車，孩子的臉和手也是溫暖的膚色。懸吊的罩燈彷彿在會場上方微微搖晃，更為畫面增添幾許輕鬆、活潑的氣息。 這樣戲謔的場景中其實隱含了會議的嚴肅性。「玩具」也是軍人的道具，暗示他們即將採取軍事行動、建設交通，或是爆破摧毀。人物坐在白幕前，頭上拉著一塊鮮紅色的布條，和桌上的紅桌布相呼應，但是布條上卻沒有寫任何標語。長凳上的三個人表情看來對這場大會感到疏離、懷疑，畢恭畢敬的姿勢令人聯想到囚犯被公開批鬥時的模樣。我們無法得知他們是會議的參與者或只是政令宣導的對象，但是從他們漠不關心的態度可以確定，這場會議不過是一齣空洞的表演而已。因此，這一幅作品暗示了人與人之間常常以各種方式互相折磨，在高度制度化的環境中濫用自身權力，同時也諷刺文化大革命時期人與人互相批鬥的嘴臉。 唐志岡長年觀察學生在半極權環境中的行為模式，本身也參與過官僚體制下的許許多多會議，自然而然把兒童的行為與成人的愚昧聯想在一塊。這一系列作品看似中規中矩，其實意在引導觀者發現成人日常互動中的幼稚無知。孩子身上的軍服、頭上的布條、紅色的桌布都是構圖中的關鍵，不能隨意剔除；唐志岡特別強調這些細節，藉以諷刺著那專制的時代，同時以兒童為主角，幽默、諷刺、戲謔的探討往往被視為禁忌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