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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藝術可以成就甚麼？
藝術是主觀的。純藝術作品普遍被認為是一種因個人內在需要而創作的視覺產物，既然是主觀的行為，則可以與別人無關；但出色的藝術品，往往在承載個人情感之外，同時又能感動別人的心靈。至於設計和插畫的創作，基本是創作者為了滿足客戶的需求，而不斷作出修改和完善的形式。簡而言之，藝術家必與忠於自我，設計師和插畫師忠於客戶。大衛．霍尼曾說：「藝術必須感動你，但設計不會，除非這是一個出色的巴士設計。」
藝術如何才能感動人心？首先藝術家必須自我有所感動，才能藉著作品跟觀眾產生共鳴。石田徹也就是一位能夠以藝術打動人心的日本畫家，他在1973年出生於靜岡縣，1996年畢業於武藏野美術大學的美術及設計系。他在2005年不幸死於火車事故，在只有短短十年的職業藝術生涯中，以細膩寫實的筆觸和超現實的表達手法，感同身受地揭示了日本社會的種種不公、壓抑和無奈的狀態。
日本的社會和環境從多方面啟發和推動著石田徹也的藝術創作，奠定其作品中幽禁和沈默的氣氛。日本社會一向重視階級觀念，教育制度強調競爭性，加上成年人和社會對青少年施加的期望成為巨大壓力，《喚醒》（圖1）和《囚人》（圖2）等作品可見石田徹也對學生的同情和制度的批判。日本在九十年代初經濟泡沫爆破，資產價格大跌，傳統終身僱傭制被沖擊，固定工作難求，工時長，壓力大，負面情緒彌漫各個階層。石田徹也大學畢業後曾從事過商業設計工作，因遇上經濟不景而放棄，轉向自由藝術的創作，他邊做散工邊畫畫，這種不固定的工作模式不斷成為他的題材，從《無題》（圖3） 等作品可見石田徹也對刻板苦悶工作的切身感受和回應。在經濟蕭條的大環境下，人與人的關係變得疏離，亦傾向更物質主義，石田徹也畫中的人物總是目無表情，欠缺交流，正好反映這種社會狀態。
石田徹也曾寫道：「我想為自己畫好畫，我想依自己的感受去描繪這個世界，然後讓其他人自由地感受它。我想令他們笑出來或感到害怕。」石田徹也這種希望傳達個人感受給其他人的想法，部份源自他對美國左翼思想畫家班・尚恩（圖4）的認同，他因此亦希望通過自己的畫去改變社會。石田徹也遺世二百件左右的繪畫中，重覆出現一位短髮青年，這個形象就是他的自畫像，他經常把自畫像複製多次在同一幅畫內，經歷著不同的壓迫和欺凌，人的價值被等同於機械和死物，場面荒誕，既叫人發笑，又惹人心生同情。日本的觀眾大概會覺得畫中那些克隆人，正與成長於「失落的十年」的自己的處境不謀而合。所以石田徹也的自畫像，即是社會大眾的肖像。在全球化發展的今天，世界不同地方亦正有無數人因為追求生存而被迫過著有如機械零件般被操控的孤獨日子，他們都像石田徹也畫中的克隆人，日復日，年復年地迷失了自我。
石田徹也在1996年參加了「第64屆每日廣告設計」比賽，因而創作了《豐田汽車IPSUM》(拍品編號8)一作，這件作品最終沒有被選上作為商業用途，可是大會卻特別頒發一個鼓勵性獎項予石田徹也，證明了作品的藝術水平。經過差不多二十年時間，《豐田汽車IPSUM》被送往2015年的威尼斯雙年展展覽（圖5），在今天來看此幅出道之作，已經遠遠超過當年一次比賽勝負的意義，它是作為藝術家創作生涯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而展現於世界面前。
《豐田汽車IPSUM》的構思完全沒有跟隨一般設計的商業考慮把產品的形象放大，也沒有刻意營造歡愉或興奮的場景。此作充滿了藝術家的主觀想法：人，才是此作的靈魂，而不是車。一行七人身穿整齊的西裝，滑稽地在頭和身上掛滿宣傳標語，與其說是銷售團隊，更像是一個為討別人喜歡而過活的馬戲團，石田對營業員工作之苦和無奈，作出了有趣且深刻的演繹。七人都背有車身的部件，人和機械合一的風格已經成形。車身背包看來更像是小學生的書包，暗示了日本職場的制度和學校實在無異，同樣地叫人感到壓迫無助。七人的排列令人想到小孩的火車遊戲，然而這種遊戲該有的歡樂和天真，已被各人卑恭和疏離的姿態所完全抵銷。畫面的奇異氣氛，呼應了巴爾蒂斯在《街道》（圖6）中以超現實手法處理人際精神隔膜，表現出難以捉摸的人性。
在經濟價值主宰一切的今天，藝術確實是無力改變不公的現狀，不過藝術家對人的價值有所肯定和堅持，並相信藝術的一點一滴起碼可以拯救人心，撫平傷口，那麼世界還是存有希望。世界的問題也許永遠沒有完美解決的方法，但石田徹也的畫，一直默默地喚醒我們大概已經麻木的神經，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和出路。
藝術是主觀的。純藝術作品普遍被認為是一種因個人內在需要而創作的視覺產物，既然是主觀的行為，則可以與別人無關；但出色的藝術品，往往在承載個人情感之外，同時又能感動別人的心靈。至於設計和插畫的創作，基本是創作者為了滿足客戶的需求，而不斷作出修改和完善的形式。簡而言之，藝術家必與忠於自我，設計師和插畫師忠於客戶。大衛．霍尼曾說：「藝術必須感動你，但設計不會，除非這是一個出色的巴士設計。」
藝術如何才能感動人心？首先藝術家必須自我有所感動，才能藉著作品跟觀眾產生共鳴。石田徹也就是一位能夠以藝術打動人心的日本畫家，他在1973年出生於靜岡縣，1996年畢業於武藏野美術大學的美術及設計系。他在2005年不幸死於火車事故，在只有短短十年的職業藝術生涯中，以細膩寫實的筆觸和超現實的表達手法，感同身受地揭示了日本社會的種種不公、壓抑和無奈的狀態。
日本的社會和環境從多方面啟發和推動著石田徹也的藝術創作，奠定其作品中幽禁和沈默的氣氛。日本社會一向重視階級觀念，教育制度強調競爭性，加上成年人和社會對青少年施加的期望成為巨大壓力，《喚醒》（圖1）和《囚人》（圖2）等作品可見石田徹也對學生的同情和制度的批判。日本在九十年代初經濟泡沫爆破，資產價格大跌，傳統終身僱傭制被沖擊，固定工作難求，工時長，壓力大，負面情緒彌漫各個階層。石田徹也大學畢業後曾從事過商業設計工作，因遇上經濟不景而放棄，轉向自由藝術的創作，他邊做散工邊畫畫，這種不固定的工作模式不斷成為他的題材，從《無題》（圖3） 等作品可見石田徹也對刻板苦悶工作的切身感受和回應。在經濟蕭條的大環境下，人與人的關係變得疏離，亦傾向更物質主義，石田徹也畫中的人物總是目無表情，欠缺交流，正好反映這種社會狀態。
石田徹也曾寫道：「我想為自己畫好畫，我想依自己的感受去描繪這個世界，然後讓其他人自由地感受它。我想令他們笑出來或感到害怕。」石田徹也這種希望傳達個人感受給其他人的想法，部份源自他對美國左翼思想畫家班・尚恩（圖4）的認同，他因此亦希望通過自己的畫去改變社會。石田徹也遺世二百件左右的繪畫中，重覆出現一位短髮青年，這個形象就是他的自畫像，他經常把自畫像複製多次在同一幅畫內，經歷著不同的壓迫和欺凌，人的價值被等同於機械和死物，場面荒誕，既叫人發笑，又惹人心生同情。日本的觀眾大概會覺得畫中那些克隆人，正與成長於「失落的十年」的自己的處境不謀而合。所以石田徹也的自畫像，即是社會大眾的肖像。在全球化發展的今天，世界不同地方亦正有無數人因為追求生存而被迫過著有如機械零件般被操控的孤獨日子，他們都像石田徹也畫中的克隆人，日復日，年復年地迷失了自我。
石田徹也在1996年參加了「第64屆每日廣告設計」比賽，因而創作了《豐田汽車IPSUM》(拍品編號8)一作，這件作品最終沒有被選上作為商業用途，可是大會卻特別頒發一個鼓勵性獎項予石田徹也，證明了作品的藝術水平。經過差不多二十年時間，《豐田汽車IPSUM》被送往2015年的威尼斯雙年展展覽（圖5），在今天來看此幅出道之作，已經遠遠超過當年一次比賽勝負的意義，它是作為藝術家創作生涯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而展現於世界面前。
《豐田汽車IPSUM》的構思完全沒有跟隨一般設計的商業考慮把產品的形象放大，也沒有刻意營造歡愉或興奮的場景。此作充滿了藝術家的主觀想法：人，才是此作的靈魂，而不是車。一行七人身穿整齊的西裝，滑稽地在頭和身上掛滿宣傳標語，與其說是銷售團隊，更像是一個為討別人喜歡而過活的馬戲團，石田對營業員工作之苦和無奈，作出了有趣且深刻的演繹。七人都背有車身的部件，人和機械合一的風格已經成形。車身背包看來更像是小學生的書包，暗示了日本職場的制度和學校實在無異，同樣地叫人感到壓迫無助。七人的排列令人想到小孩的火車遊戲，然而這種遊戲該有的歡樂和天真，已被各人卑恭和疏離的姿態所完全抵銷。畫面的奇異氣氛，呼應了巴爾蒂斯在《街道》（圖6）中以超現實手法處理人際精神隔膜，表現出難以捉摸的人性。
在經濟價值主宰一切的今天，藝術確實是無力改變不公的現狀，不過藝術家對人的價值有所肯定和堅持，並相信藝術的一點一滴起碼可以拯救人心，撫平傷口，那麼世界還是存有希望。世界的問題也許永遠沒有完美解決的方法，但石田徹也的畫，一直默默地喚醒我們大概已經麻木的神經，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