峇里祭典

自1920年代起，印度尼西亞的峇里島對東南亞地區的幾代藝術家而言，一直是神話般的、創作靈感的豐盛泉源。東南亞最受重視的美術潮流之一——南洋畫派不僅結合了中國畫與巴黎畫派的畫風和技法，跟第一代的新加坡華僑畫家關聯深遠，同時也正與峇里有著不可磨滅的關係。 1952年，鍾泗賓連同劉抗、陳宗瑞、陳文希這另外三位新加坡華僑畫家，到峇里做了如今已算是歷史性的一趟寫生之旅。他們在那裏尋求獨具東南亞特色的視覺表現。如郭建超所言：「峇里不只是為他們提供了豐富的視覺素材。峇里體驗其實還揭示了東南亞美術的儀式性、體驗性及裝飾性，使新加坡美術由此開展的歷程有別於高更的大溪地傳奇。在此行中，在它結束後，峇里的物象景觀一直在激發靈感、提供視覺素材，使得諸位畫家得以就一種新加坡美術風格的探索，凝聚成果。」 鍾泗賓的《峇里祭典》(Lot 2024)在新加坡1950年代現代畫家的創作當中，屬於傑出的作品，足以說明畫家從峇里島歸來以後，當地仍對他起著久遠的啟迪作用。1952年的寫生之旅已被公認為南洋畫派的一大奠基之舉，而如今此畫的沽售也正好作為當年那趟旅行的60週年紀念。此畫完成於旅行結束的5年之後，是鍾泗賓最佳的厚塗油畫之一，不僅有高度圖式化的構圖，而且人物與其他畫面元素也因風格化而形成鮮明特色。以三女構圖，是鍾泗賓經過多年漸漸大為成功的一套典型，而《峇里祭典》即是一例。1950年代可說是奠定鍾泗賓風格的最重要的時期之一；畫家本人曾回憶當時的繪畫經歷，表述如下： 「（在繪畫方面，我起初是）大量摸索用色技法，一直到演化出自己感到滿意的一套方法，再試用於人體習作。我到峇里做了一趟寫生旅行，對當地的景物和婦女甚感驚艷。我發現峇里婦女對於我正是理想的題材，於是便畫下不少具有現代感而我個人又甚為喜愛的作品。這當中有許多幅是我不願售賣的。」 《峇里祭典》是這批畫作的其中一幅。此畫油彩極為濃厚，具備豐富的色彩和肌理，足以反映畫家與峇里文化的接觸收獲豐饒。毫無疑問，這是1950年代晚期的創作。畫家吳德海曾經是鍾泗賓的學生；據他回憶，恩師認為油彩應要大量塗抹，經常用福建話強調這一點，說：「油彩一定要槁槁（濃厚）」。 在構圖上，此畫利用了多條斜綫，使人物和供品彷佛具有動態、景深與生命。金字塔形，一方面是峇里供品所堆成的形狀，另一方面也呈現於人物的整體位置安排。同時，兩個視綫相避的少女還構成了第三個金字塔，涉及供品以及人物本身。鍾泗賓的這一手法，是對後印象派大師——保羅塞尚的作品細心觀察所得。 同樣與塞尚近似的，是鍾泗賓對三個峇里少女的著力造型。三女的輪廓綫黝黑粗重，但畫家 並不調弱顏色的強度與活力。（換作其他造詣較低的畫家，至此恐怕大多無法兼顧這兩個元素。）通過像《峇里祭典》這樣的傑作，鍾泗賓試圖打造創新的藝術表現，欲求用全新的圖像語言捕捉本地生活的色彩及魅力。 峇里女性的淳樸反映在大處，即非常重視獻供的文化背景。諸如畫中三人頂在頭上的供品之類，峇里話稱之為“班殿”。如鍾泗賓此中所捕捉的，每日獻上豐盛的供品，是峇里比較討人歡喜的一種生活景象。鍾泗賓以寫實眼光，精心描繪出供品的細節；其紅、綠、白三色富有象徵意義，代表了峇里宗教信仰中的三位大神。供品頂在人體最神聖的部位——頭顱之上，是取悅諸神的獻禮，在互有取予的來往中令接收者不得不有所回饋。故此，此畫所凸顯的、有關贈獻與接受的普世大義，不僅適用於作為畫面根據的1950年代的峇里，實際上與當代社會亦可接軌。 畫中的人物與供品經過扁平化，而圖式化的構圖又特色鮮明，一望而知為鍾泗賓手筆。特別是畫家選色相濟，盡顯激情與敏感，尤見其神。畫中背景呈赭色，但因為兩個女性人物的紗籠有藍色，所以相配之下有所調和。此外，人物衣著上的紅色還將觀畫者的視綫導向人物本身，而描繪供品用上了紅色，亦與此互相映照。 在《峇里祭典》中，鍾泗賓對形體、形式表現和色彩都處理得妥善合宜，畫面因而極度令人賞心悅目。它一方面體現了鍾泗賓對南洋畫風自成一格的貢獻，另一方面也申明了畫家一生對東南亞地區物質文化、傳統與民族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