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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石田徹也曾經說過，希望用自己的畫筆一點一滴地去改變世界。他在2005 年因火車事故英年早逝，距今已有十二年歲月，世界沒有比以前和平，善惡的界線更見模糊，理想的國度還在遙遠的彼岸。主宰世界的東西仍然是資本、武力和強權，而石田的藝術精神正好紥根在它們的對立面，在其十年短暫的藝術生涯中，他竭力以細膩寫實的筆觸，加上超現實的表達手法，感同身受地去揭示日本社會的不公、年輕人的壓抑和無奈，凝聚為一種具有強烈使命感的藝術形象。
石田徹也1973 年出生於靜岡縣，1996 年畢業於武藏野美術大學的美術及設計系。他大學畢業後曾從事過商業設計工作，因遇上八十年代經濟泡沫爆破後隨之而來的不景氣而放棄，轉而成為自由藝術家的身份，不得不以散工來維持生活，欠缺穩定的工作模式反成為他的靈感來源，好像早期作品《投訴》( 圖1)，足見石田徹也對因為工作刻板、苦悶和欠缺尊嚴的切身感受和回應。在經濟蕭條的大環境下，人與人的關係變得疏離，亦傾向更物質主義，石田徹也畫中的人物總是目無表情，欠缺交流，正好反映這種被扭曲的社會心理。
日本這個國家予人強大凝聚力的印象，背後有賴於國人傳統上對階級制度有著根深蒂固的信任，為等級制賦予了正當性，並視之為一種可以帶來秩序、穩定和發展的社會結構。從學生年代開始，日本人就必須約定俗成地服從於「前輩」和「後輩」的關係中，那是一條不可僭越的階級界線。在日本的職場中，更一直非常重視年資和輩份的觀念，身為「前輩」的人被社會傳統賦予無形的威權，「懼上」和「欺下」的情況因而變成非常普遍的心理狀態。過份強調禮儀的日常生活方式，亦深深地鞏固了階級結構。作為日本人的石田固然無法改變階級森嚴的社會體系，但他非常同情每個身陷階級泥沼中的人們，這種思想通過藝術的形式具體地展現人前。
縱觀石田十年創作，1996 年作品《空置大廈內的經理座位》( 拍品編號49) 可以說是最能說明日本職場和社會與階級觀念關係的一首生命悲歌。此作內容充滿了石田式的奇幻想像，畫面中唯一的主角是所謂經理的人物，可是他的軀體卻與金屬支架和皮套扶手結合，以盤腿的姿態，成為一張人肉椅子，滑稽的形象叫人哭笑不得，卻心生同情。經理穿著整齊的西裝，講究地配上馬甲和繫上圖案領帶，可是他本身應有的威嚴，因化身椅子的卑微造型而被徹底消解。經理的表情呆滯，空洞的目光令人感到他對現狀的麻木，也許作為椅子的他已經十分習慣了上位者對自己的踐踏和輕視，因為他明白這是職場階級的規則，無人可以倖免；亦因為須要維繫一個團體的穩定而甘於如此；同時他亦不會忘記自己曾經也是坐在由下屬扮演的人肉椅子上的人( 圖2)。《空置大廈內的經理座位》一作深刻地解釋了人在社會同時飾演多個角色：在階級世界內，一個人沒有所謂高或低。這張「椅子」被放在空置的大廈一角內，表面出現明顯的老化跡象，似乎已經毫無價值可言，難免令人聯想到經濟泡沫爆破後的社會悲況。
西班牙畫家委拉斯蓋茲的《教皇英諾森十世像》( 圖3)可說是在西方肖像畫史中最能反映現實的其中一件傑作。畫中的教皇坐著的那張華麗王座，成為了一種權力的象徵，不單強化了主角的存在感，亦暗示了社會的權力關係。至於石田畫中的經理和椅子的互動顯得更為密切。作品除了論述階級權力的架構外，亦嘗試進入人與物的本質互動狀態，通過超現實的表現方式，淘空了人的靈魂而過渡至死物。馬格利特在《馬奈的陽台》( 圖4)中，把馬奈原作的人物都變成僵硬的木棺材，徒有姿態而失去生命。這樣看來，石田筆下的經理也許還對存在抱有一絲的盼望，至少光亮的牆壁上半部仍映襯著微仰的頭部，那片沈寂也許亦是一回禱告。相比梵谷的《悲痛的老人( 永恆之門)》( 圖5) 中那位低落地掩面的老人，石田描繪的經理肯定地壓抑自己的情緒，他堅毅地維持盤坐的姿勢，決意承受命運的安排，隱隱地反映了日本人傳統的宿命觀。
從石田遺世二百件左右的繪畫中，重覆出現一位好像經理的短髮青年，這個人物反復出現在不同作品中而經歷著不同的壓迫和欺凌，人的價值與機械或死物無異。當他們好像克隆人般集體出現時，觀眾便可以推想到這位主角既是石田的自畫像，也是代表了大眾共同命運的集體肖像。日本的問題不是日本獨有的，世界不同角落同時有無數人每天被困在生活的狹縫，因為追求生存而過著好像死物般無尊嚴的孤獨日子。他們都像石田徹也畫中的克隆人，日復日，年復年地迷失了自我。
一張扶手椅既是一件簡單的物件，也是承載著一個民族命運的符號。在金權主宰一切的今天，藝術確實是無力改變不公的現狀，不過石田徹也肯定和堅持人的價值和尊嚴，並相信藝術的一筆一劃至少可以喚醒人心，撫平傷口，讓世界可以抱存希望。人生充滿永遠無法完美解決的難題，但石田的繪畫，一直默默地刺激著我們大概已經麻木的神經，讓每一位觀眾好好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和出路。
石田徹也1973 年出生於靜岡縣，1996 年畢業於武藏野美術大學的美術及設計系。他大學畢業後曾從事過商業設計工作，因遇上八十年代經濟泡沫爆破後隨之而來的不景氣而放棄，轉而成為自由藝術家的身份，不得不以散工來維持生活，欠缺穩定的工作模式反成為他的靈感來源，好像早期作品《投訴》( 圖1)，足見石田徹也對因為工作刻板、苦悶和欠缺尊嚴的切身感受和回應。在經濟蕭條的大環境下，人與人的關係變得疏離，亦傾向更物質主義，石田徹也畫中的人物總是目無表情，欠缺交流，正好反映這種被扭曲的社會心理。
日本這個國家予人強大凝聚力的印象，背後有賴於國人傳統上對階級制度有著根深蒂固的信任，為等級制賦予了正當性，並視之為一種可以帶來秩序、穩定和發展的社會結構。從學生年代開始，日本人就必須約定俗成地服從於「前輩」和「後輩」的關係中，那是一條不可僭越的階級界線。在日本的職場中，更一直非常重視年資和輩份的觀念，身為「前輩」的人被社會傳統賦予無形的威權，「懼上」和「欺下」的情況因而變成非常普遍的心理狀態。過份強調禮儀的日常生活方式，亦深深地鞏固了階級結構。作為日本人的石田固然無法改變階級森嚴的社會體系，但他非常同情每個身陷階級泥沼中的人們，這種思想通過藝術的形式具體地展現人前。
縱觀石田十年創作，1996 年作品《空置大廈內的經理座位》( 拍品編號49) 可以說是最能說明日本職場和社會與階級觀念關係的一首生命悲歌。此作內容充滿了石田式的奇幻想像，畫面中唯一的主角是所謂經理的人物，可是他的軀體卻與金屬支架和皮套扶手結合，以盤腿的姿態，成為一張人肉椅子，滑稽的形象叫人哭笑不得，卻心生同情。經理穿著整齊的西裝，講究地配上馬甲和繫上圖案領帶，可是他本身應有的威嚴，因化身椅子的卑微造型而被徹底消解。經理的表情呆滯，空洞的目光令人感到他對現狀的麻木，也許作為椅子的他已經十分習慣了上位者對自己的踐踏和輕視，因為他明白這是職場階級的規則，無人可以倖免；亦因為須要維繫一個團體的穩定而甘於如此；同時他亦不會忘記自己曾經也是坐在由下屬扮演的人肉椅子上的人( 圖2)。《空置大廈內的經理座位》一作深刻地解釋了人在社會同時飾演多個角色：在階級世界內，一個人沒有所謂高或低。這張「椅子」被放在空置的大廈一角內，表面出現明顯的老化跡象，似乎已經毫無價值可言，難免令人聯想到經濟泡沫爆破後的社會悲況。
西班牙畫家委拉斯蓋茲的《教皇英諾森十世像》( 圖3)可說是在西方肖像畫史中最能反映現實的其中一件傑作。畫中的教皇坐著的那張華麗王座，成為了一種權力的象徵，不單強化了主角的存在感，亦暗示了社會的權力關係。至於石田畫中的經理和椅子的互動顯得更為密切。作品除了論述階級權力的架構外，亦嘗試進入人與物的本質互動狀態，通過超現實的表現方式，淘空了人的靈魂而過渡至死物。馬格利特在《馬奈的陽台》( 圖4)中，把馬奈原作的人物都變成僵硬的木棺材，徒有姿態而失去生命。這樣看來，石田筆下的經理也許還對存在抱有一絲的盼望，至少光亮的牆壁上半部仍映襯著微仰的頭部，那片沈寂也許亦是一回禱告。相比梵谷的《悲痛的老人( 永恆之門)》( 圖5) 中那位低落地掩面的老人，石田描繪的經理肯定地壓抑自己的情緒，他堅毅地維持盤坐的姿勢，決意承受命運的安排，隱隱地反映了日本人傳統的宿命觀。
從石田遺世二百件左右的繪畫中，重覆出現一位好像經理的短髮青年，這個人物反復出現在不同作品中而經歷著不同的壓迫和欺凌，人的價值與機械或死物無異。當他們好像克隆人般集體出現時，觀眾便可以推想到這位主角既是石田的自畫像，也是代表了大眾共同命運的集體肖像。日本的問題不是日本獨有的，世界不同角落同時有無數人每天被困在生活的狹縫，因為追求生存而過著好像死物般無尊嚴的孤獨日子。他們都像石田徹也畫中的克隆人，日復日，年復年地迷失了自我。
一張扶手椅既是一件簡單的物件，也是承載著一個民族命運的符號。在金權主宰一切的今天，藝術確實是無力改變不公的現狀，不過石田徹也肯定和堅持人的價值和尊嚴，並相信藝術的一筆一劃至少可以喚醒人心，撫平傷口，讓世界可以抱存希望。人生充滿永遠無法完美解決的難題，但石田的繪畫，一直默默地刺激著我們大概已經麻木的神經，讓每一位觀眾好好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和出路。